比尔・盖茨
把“富可敌国”这句成语用在比尔・盖茨身上一点儿也不夸张。1999年，当他拥有850亿美元时，相当于同年匈牙利、冰岛和卢森堡
可是，有句西方俏皮话说得好：“100块钱，那是张嚓嚓响的票子；10亿块钱，那是一个1后面加9个0的数字！”钱挣到一定数额之后，对于个人享受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了。就算挣到的家财能买下全世界的山珍海味和广厦华屋，不也只能一天吃三餐，躺在一张床上吗？这时，要求他捐赠金钱、回馈社会的呼声日益增高。有的报刊发表文章，历数美国各大富豪家财若干和捐献若干，然后笔锋一转，指责比尔・盖茨身为世界首富，竟一毛不拔。
比尔・盖茨的父亲是退休律师，母亲是社会活动家，对慈善事业一向投入。父母劝告他，作为一个好的公民，一定要为社会做些事。有时，比尔・盖茨觉得妈妈的唠叨实在让他不耐烦，便大声回嘴说：“妈妈，妈妈，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我为社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比尔・盖茨照样我行我素。
与此同时，向比尔・盖茨求援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比尔・盖茨根本无暇去拆阅。老盖茨心急如焚，如果对这些来信置之不理，儿子不仅被人指责为“吝啬鬼”，恐怕还要多一顶“傲慢粗野”的帽子。老盖茨征得儿子的同意，亲自帮儿子处理信件等有关事务，以比尔・盖茨的名义开始做一些小数目的慈善捐款。
1993年秋天，比尔・盖茨和当时还是女友的梅琳达以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到非洲的扎伊尔旅游。本来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游玩，但谁也没有想到，当地人的生活引起他们心灵的震颤。他们走过的城镇一个个死气沉沉，狭窄街道两旁的商店全钉上了木板，有如鬼城。在一个小小的露天市场，几个妇女把少得可怜的蔬菜放在地上卖，再没有其他东西。妇女的困境使盖茨一行人终生难忘。梅琳达后来回忆说，“我们曾经一路上用目光搜寻走路的妇女，就是为了看她们是否穿着鞋？没有，她们全是赤脚……”
1994年元旦，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终成连理。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客人中有6位亿万富翁。新郎盖茨在拉奈岛包下了全部桥车、直升飞机和250间酒店客房，还为梅琳达请来她最喜欢的歌星威利・尼尔逊演唱歌曲，婚礼气氛欢快热烈。
但是，比尔・盖茨的母亲却在这一年不幸死于癌症。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动，使比尔・盖茨的精神和感情受到冲击，他开始重新思索人生和周围的世界，许多原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事情升到了最前面的位置，其中包括慈善事业。
与此同时，四方的求援信越来越多。老盖茨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但仍然应接不暇。老盖茨说服比尔和梅琳达，建立一个基金会，有组织、有计划、有条理地开展慈善工作。梅琳达大力支持，这一次，比尔・盖茨欣然应诺。于是一个资金总额达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建立起来，比尔自任首席执行官，梅琳达任总裁。
1995年，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在盖茨母亲玛丽逝世一周年时，以她的名义捐赠华盛顿大学1000万美元，建立玛丽・盖茨奖学金。比尔和梅琳达还捐献了100万美元给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1998年，《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使他们夫妇受到深深触动。文章说，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只有10%的保健资源。梅琳达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这是我和比尔第一次谈论，这些疾病对于孩子们是多么悲惨。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夫妇俩把文章寄给老盖茨，之后又去找他细细商量。从此，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的重点，开始转向卫生保健领域。以前那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一反常态，开始大笔捐赠！
1999年8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披露了老盖茨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比尔・盖茨计划捐出他按照当时的计算所拥有的1000多亿美元的财产，而只留给他的孩子每人1000万美元，捐款主要用来帮助那些遭受艾滋病和疟疾困扰的病人。
当初老盖茨夫妇为比尔履行一个公民回馈社会的“义务”焦虑不已。比尔・盖茨后来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他们以及所有人的想象。在接受由卡内基公司颁发的慈善事业奖章时，老盖茨以一个“自豪的父亲”的身份，热泪盈眶地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比尔・盖茨）的母亲也站在这里，看到这一切……”
（《比尔・盖茨新传奇》莫克李群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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