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文中记述的这一切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
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她的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自己的很多看法。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幡然悔悟，好好改造。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面对胡杰，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甘粹，林昭的曾被中断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中国青年报》8.11江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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