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听说魏纪中的名字就是通过奥运。“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等，这一串长长的头衔向人们展示魏纪中和奥运的不解之缘。奥运百年，魏纪中便亲身
和奥委会“打架”
1954年，18岁的魏纪中考入南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前身）工作。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参与奥运会是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国际奥委会虽然同意新中国参加奥运会，但同时也不反对台湾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
“他们这是在搞两个中国，我们当然不同意。”魏纪中回忆说：“由于我是学外语的，英语、法语都能讲，所以每天的任务就是和委员们谈判，其实就是打‘嘴架’。”
然而，中国还是和奥委会断绝了关系。
“最好的朋友”
“直到现在，萨马兰奇仍称呼我为‘最好的朋友’，而且国际奥委会的许多委员和我们不打不成交，都成为了朋友。”魏纪中说。
1974年临时出山主管经济和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给中国的奥运之路提出了新的政策：和国际奥委会对抗是不明智的，我们更应当积极谋求进入奥运大家庭，同时把台湾当局赶出来。于是，魏纪中又和同事们一起走上了漫漫谈判路。就在当年，魏纪中在西班牙见到了萨马兰奇。当时他是国际奥委会的秘书长，准备竞选主席。听到中国代表团的来意，萨马兰奇一口答应下来，但他要求中国支持他竞选奥委会主席。
1980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为了实现当初对萨马兰奇的承诺，中国派出了魏纪中等四人协助萨马兰奇。当时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实际上并不能为萨马兰奇做什么，魏纪中硬着头皮找到了曾有过一面之交的萨马兰奇，告诉他自己是来支持他竞选的，随时听从他吩咐。就这样，魏纪中成了萨马兰奇的“跟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中国人的承诺：每天早上8点整，魏纪中就等候在萨马兰奇的办公室前，等待萨马兰奇分配一天的工作。一天下来，魏纪中干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跑腿送信的杂事全被他一人包揽了。每天晚上，只有萨马兰奇宣布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魏纪中才赶回住处。
有一次，萨马兰奇让魏纪中帮忙送文件给一位奥委会委员，魏纪中在那人门口等了5个多小时，才把东西送到。萨马兰奇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感动，说中国人很负责，中国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两次申办奥运会
1990年，魏纪中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负责主持、参与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申办奥运会非常不利，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直接出面公开反对中国主办奥运会。
魏纪中预见到这次申奥成功的希望渺茫，但是仍然没有放弃。60岁的他还像年轻时那样一个一个地找委员们说明、解释、辩论。无论到哪里，中国代表团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北京在最后的投票中以2票之差败给了悉尼。魏纪中经历了一路的艰难坎坷，知道这将近一半的选票已经是来之不易了。然而，魏纪中并没有料到中国的老百姓对申奥的成败是那样在意。
“我把事情办砸了，我伤了老百姓的心！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难过的吗？”那一刻，别人伤心难过是为了申奥的失败，而魏纪中的痛苦则来源于深深的自责。
“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有交代了，因为这回老百姓终于高兴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有关方面本想让魏纪中继续担纲，他却婉言谢绝了：“换一批新人，给人家一种新的印象，对方才能把以前的争论都忘掉，把我们的失败忘掉。”魏纪中的工作从台前转到了幕后。他利用自己的外语能力和工作经验帮助代表团修饰、校对发言稿，字字考究，句句斟酌。
2001年夏天魏纪中预见到了北京的成功：“一到莫斯科，奥委会的委员们往往不请自到，主动找北京代表团谈话。凭直觉我就知道，此次一定能成。”在莫斯科，中国中央电视台要请一位申奥代表团专家为投票当天的现场直播做解说。没有人愿意去，因为成功与否，谁也不能确定。最终，魏纪中去了。
北京的陈述报告完毕，现场委员们提出了创纪录的13个问题。“委员是不是对北京不满，对我们有意见？”热心观众的电话打到了莫斯科的演播室。魏纪中告诉观众，问题越多说明委员们对北京越关注、越希望了解北京。
不出所料，北京申办成功。当中国人在欢呼雀跃的时候，魏纪中却十分平静。他说，他最喜欢看申奥成功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们欢庆的场面，因为在那一刻他真正被感动了。
《中国经济时报》8.11 陈墨、吴雪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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