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一种倾向：以邓小平同志讲过“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切向前看”为由，对涉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研究层层设防。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主张，在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然而，这个主张并不等于设立了历史禁区。
邓小平对《决议
根据邓小平上述表态，不仅毛泽东的错误可以讲，其他领导包括他本人的错误也都可以讲。非但“文革“不是禁区，“反右”、“大跃进”等历史问题也都没有禁区。
一提过去的种种错误，马上会有人抡起“反对抹黑”的棍子挥舞，但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他的原话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对错误“毫不含糊”、“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决不等于“抹黑”，更不是不许讲真话。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解析原则，显然不是“宜粗不宜细”。
“宜粗不宜细”地对某些历史问题作出高度概括的结论，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历史问题积重难清的特定背景下的特殊过滤方法。而这些历史问题的产生，恰恰是长期禁锢思想、拒绝梳理历史情结的恶果。（《社会科学报》8.26章立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