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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苏联文学

2004-10-10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从“五四”前后以来,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并不怎么清楚,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在这一方面,蓝英年先生的新书《回眸莫斯科》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书中写了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

,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例如考涅楚克这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他的名剧《前线》),书中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铁站均已更名。……究其原因,是他创作时只顾揣摩领袖的心意,而不理会人民的心意,只想领袖是否满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满意。一旦领袖的神话破灭,人民能从他的剧本里看到什么呢?除了一味迎合领袖的意愿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人民为什么要记住这样的作家呢?这是考涅楚克的悲剧,也是不少苏联作家的悲剧,更是在苏联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悲剧。”

当然,苏联的作家并不全都是这样的。说真话的作家书中写到了格罗斯曼。他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可是与西蒙诺夫创作的同一题材的《日日夜夜》大异其趣。它在《新世界》杂志一发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响,杂志抢购一空。它对现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

费定早年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员,鲁迅翻译过他的短篇《果树园》,在中国也享有盛名。晚年做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却再也没有什么作品了。蓝英年在书中说:“我感兴趣的是费定如何从一个热血男儿变成文化官僚,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弃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惧还是趋时?恐惧或者说高压,是这一时期每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趋时。趋时的往往是那些才华并不出众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作家,费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费定晚年以文坛泰斗自居,但作为作家的费定早已不复存在”。 (《文汇读书周报》9.17朱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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