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任务
1980年10月5日，张中踏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大律师韩学章。张
到了北京，张中和韩学章即去司法部报到。当他们被安排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时，谜底才揭开，原来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当时，公安预审、检察院等总共数百人封闭式集中一道，其中被召集的律师有20人，这些律师全是被指定的。某地有两位律师听说要为罪大恶极的“四人帮”辩护，怎么也接受不了，最终没有来报到。所以，最后报到的律师总共18人。
封闭运作
尽管是封闭运作，可外国记者的嗅觉相当灵敏。日本记者最先找来，非得要求采访，理当被谢绝。为了躲避国外记者，所有参加审判活动的人员马上转移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并在大门口增加解放军站岗人数，做到保密工作万无一失。
张中说，在封闭运作过程中，不是看某一个被告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材料都要看。仅材料就看了一个多月。王洪文、张春桥、黄永胜、邱会作不要委托律师辩护，并拒绝接受法庭指派的辩护人。江青要求著名律师史良辩护，可史良当时已经80高龄，不可能出庭辩护。当法庭审判人员向她言明这个情况后，她也接受了为她指派的辩护人。结果江青胡搅蛮缠百般刁难，先后为她指派的张思之律师和傅志人律师吃足她苦头，都不愿为她辩护。后来开庭时，江青没有律师为她辩护。最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5个被告人接受了律师辩护，18名律师最后只有10人出庭辩护。张中和韩学章被指定为姚文元辩护。
会见被告
张中回忆说，他与韩学章律师曾先后两次会见姚文元，核对了解一些事实。由于秦城监狱在京城郊外，路途较远，他们早上6时起床，9时赶到那里，上午谈两个小时，下午也谈两个小时。姚文元配合律师调查，陈述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认错不认罪。
张中和韩学章会见姚文元之后，又反复研读了姚文元的材料，随后起草辩护词。经过反复研究，最终为辩护词定下了一个原则：既要原则性，又要法律性，更要实事求是，是姚文元的罪行就是姚文元的罪行，不是姚文元的罪行也不能强加在他头上。
实事求是
辩护词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
“审判长、审判员：法庭一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我们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的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把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与从犯加以区别，又要把各主犯之间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以区别。江青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者，被告人姚文元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这一事实已经被充分的证据所证明。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犯罪活动是在江青指使下实施的……”
进而，辩护词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的某些罪行逐一作了辩护。其中关于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辩护词写道：“起诉书第46条指控姚文元于1976年5月7日，在北京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上海后，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作了传达，因而起诉书认定，这是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起诉书的这一指控，辩护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他（姚文元）的这句话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认识。请法庭注意，被告人讲这句话是在1976年5月，正是天安门革命事件被镇压之后，也正是‘四人帮’猖狂一时、得意忘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被告人姚文元完全没有预料到1976年10月他们将被覆灭，他也没有预料到那时他们要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因此，被告人的这个讲话，与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姚文元对这一罪不应负刑事责任……”
今天，我们重读张中和韩学章的这份辩护词，深为他们那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新民晚报》10.10钱勤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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