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财源”多与影视有关
《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4年中国名人榜”中，余秋雨、海岩、池莉、郭敬明、刘震云5位作家榜上有名。余秋雨年收入420万人民币，收入排名第60位；海岩年收入330万，收入排名第66位；池莉年收入320万人民币，收入排名第68位；郭敬明年收入160万人民币，收入排
上世纪90年代初，一集电视剧稿酬不过700―800元。现如今电视剧一集几万元的稿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更有一些电视台和影视制作公司，为解剧本燃眉之急，干脆在媒体公开重金悬赏优秀电视剧本。最高价甚至开到了几十万、近百万元。一时间，当编剧、写剧本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
“当她获得十万元稿酬时，立刻开心地和儿子抱成了一团”
作家们深深感到了名利双收的甜头。作家鬼子说：“一个只写小说的作家，出一部长篇也不过一万元左右的稿费，能挣到五六万元的是很少的，能挣二二十万元的就更少了。然而，一年能挣二三十万、五六十万元的影视编剧则到处都有。”
作家王安忆在追悼刚刚病故的作家陆星儿时说到这样一件事：“当星儿得知她的电视剧《好儿好女》获十万元奖金时，立刻开心地和儿子抱成团在地上打滚。那时她正缺钱花，本可以多写电视剧赚更多的钱，而她却甘于清贫，一直坚守着对纯文学的追求。”“有时那种无奈的心情，真让人想从阳台跳下去”。
但在作家们因涉足影视而财源滚滚时，他们在精神上遭遇的冲击与挫折也是从未有过的。与张艺谋合作故事片《幸福时光》的鬼子这样说：文坛有两句话一直流传：一是说当编剧是很苦的，因为你做的不是你自己的事，你得听别人的。二是给谁当编剧都没有给张艺谋辛苦。因为张艺谋特别会“折磨”人，他先让你从一到二，然后又从二到三，再是从三到四……不停地“榨”你，直到“榨干”为止。《幸福时光》的电影剧本我就给他写了6稿！
诗人邹静之说得更深刻：“编剧是一个常被人暴啐的职业，是一个可以被人指手画脚的行当。有时有人要你做一把明式茶几，等你做好交活了，他又说要清代雕花活的那种，让人没办法。”
临阵脱逃被“追捕”的作家
著名作家毕飞宇讲的一件事就更富戏剧性了 一次有人请他加盟剧本创作他拒绝了。可人家非让他推荐一位不可，他就推荐了一位写小说的同行。可谁知这位同行到北京才20多天，就因受不了反复折腾逃回南京。可惜他没能逃脱，因为他是坐火车逃跑的，他人还没下火车时，“追捕的人”已乘飞机率先在火车站口等他了。于是，这位朋友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可40多天后，他又一次逃跑了，这次是真正的逃了。电话中那位朋友的嗓音听上去非常无奈：“飞宇啊，实在是吃不消啊！”毕飞宇说，他的这位朋友是位著名的“快枪手”，打字的时候手指头像飞一样，他能在小说里头呼风唤雨。可小说就是小说，电视剧就是电视剧。
除了钱的诱惑，还有挥之不去的社会责任
其实，要说都是受了钱的诱惑那也不公平。曾改编过电视连续剧《紫藤花园》的上海作家王晓玉说：“有人说写小说的作家涉足影视，就是‘敌’不过金钱诱惑了，就是堕落了。这常使我想起小说的萌生，人们可记得，几百年前，这个门类还被老顽固们贬称为‘异类’！因此，无端为艺术门类分高下，轻薄了垦掘另一片艺术新天地的开拓者，在我看来，就是在重复历史曾有过的无知和偏狭！”
除了对新艺术天地垦掘的愿望，许多作家涉足影视剧还是由于一份责任，一种于国家和百姓息息相关的使命感。著名作家张平推出了《天网》、《生死抉择》等反腐倡廉题材的影视剧力作。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在拍摄过程中，威胁和恐吓时时都在发生。此时，名与利在作家心目中已经很淡了，而跳跃心头的是为百姓执言的信念，为正义呼喊的勇气。
创作过电视剧《黑冰》、《黑洞》、《黑雾》三部曲的作家张成功说：“在写作过程中，黑势力不断向我发出威胁，有关部门不得不派出刑警保护我的安全。正是在那一刻，我对黑势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渴求有了更刻骨铭心的理解。一种巨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了……”
（《经济日报》11.5 鲁泉 月明／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