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北京社科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韩嘉玲说 “我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个选择，即：不知道。”但收上来的问卷中，有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韩嘉玲心酸。“他们从小在城市生活读书，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是制度把他们排挤到城市的边缘。确切地说应该称呼他们为‘城市新市民’。”
20岁的万龙：现在的日子令他不满，未来的日子他很茫然
万龙以卖鱼送货为生。和鱼腥味一起飘来的，是他压抑不住的烦躁。他每天6点30分起床，骑车进货。中午1个小时，骑车给餐厅送鱼。下午4点半到7点，继续骑车给餐厅送货。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我的生活除了市场就是马路，再有是饭店，没有别的了。”
10年前，万龙的父母瞅着家里的3亩田地年收入还不足1000元，便两手空空地从安徽无为县来北京打拼。开始时卖菜，后来扫大街，有了鱼摊才逐步稳定下来。4年前，万龙没有考上县城高中，便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起初，他特别兴奋。“每天6点钟就起床。总是第一个来到市场。中午也不休息。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后来，他就懒了下来，心也随之烦躁不安。没事的时候，别说在鱼摊坐3个小时，1个小时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什么人都没有，就你拿把椅子坐着，受得了吗？我最长只能坐1个小时，超过就心烦。”
万龙转过的地方很少。“北京那些好玩的地方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倒更愿意和朋友在一起。”其实万龙没什么朋友，他交往的人不外乎和鱼摊有关，还有网友。他每次上网都要事先跟对方声明：“我是外地人，你愿意跟我聊吗？”记者与他初次见面后，手机上便出现了“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的短信。以至后面几次交谈中，这句话都像誓言一般，被拿出来问，万龙要得到肯定的答案。
说起北京人，万龙心情复杂。11岁放暑假那年，万龙第一次来北京。谈及对北京的最初印象，他脱口而出：“北京人太霸道,看不起外地人。”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北京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上次我不留神踩了北京人一脚，老说对不起，还是不行。”
3个星期前，父母帮他开创事业，给他新租了一个小鱼摊。但万龙已经开始厌倦卖鱼了。可他还能做什么？到北京的第三年，经朋友介绍，他站在大街上发送电脑学习班的广告，结果只做了3天就拂袖而去。“那太没有意思了，简直是浪费时间。”今年年初，他又学了点电脑维修组装的基本常识，却从来没修过电脑。
现在万龙希望自己这个小鱼摊能挣点钱，这样年底他就买一台组装的电脑。“如果这鱼摊挣不到钱，明年我就出去打工，打天下。”究竟何为“天下”，他却“说不清楚”。万龙又说他想换个城市，“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连鱼摊都是父母的。在北京我就像一个捡破烂的。”现在鱼摊每个月净赚2000多元。父母没有过高期望，只希望他能留在身边踏实地卖鱼，赚钱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小两口再出来打工。然而，他对未来是茫然的。
万龙对爷爷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偶尔打个电话问问身体情况，但很少会想到家乡，除非心烦的时候，他脑海里才会掠过曾经和小伙伴一起烤白薯，抓野兔子，到河沟里游泳的快乐时光。“我肯定不会回去，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他说。
8岁的曼曼：太多的艰辛，会在她心上留下些什么呢
曼曼的家住在距南京市区15公里的燕子矶笆斗山，离长江几十米远。她的父亲来南京打工20年了，以在长江边上挖野菜卖为生，一天挣十几元钱。
曼曼曾有一个4岁的弟弟猫猫和一个6岁的妹妹燕燕。
2004年3月的一天，燕燕死于上吊自杀。她当时站在院子里的洗衣机上，拿起一块大的湿毛巾，挂在洗衣机上方的铁丝网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把头伸了进去。那个中午，父母不在家，3个孩子躲在家里玩。“爸爸走的时候交代我，一定要看好弟弟妹妹。”曼曼说。曼曼和弟妹们几乎没有去邻居家玩过。“妈妈说，他们会嫌我们脏的。”曼曼眨着大眼睛，“爸爸说不要让弟弟出去，因为他出去看到别人的小孩的玩具会抢过来玩。”
干完活后曼曼练习写字，燕燕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她爬上洗衣机，眺望对面的幼儿园。燕燕喜欢上学，几天前，燕燕就和父母闹着要上幼儿园。母亲说：“我们家穷，上不起幼儿园。”
“她突然叫了我一声，‘姐，王林也在幼儿园里面呢，他在做游戏。’王林是和爸爸一起来南京打工的老乡的儿子。”曼曼回忆，燕燕好像使劲地对着幼儿园的窗户叫了几声，但是对面的窗户是紧闭着的，他听不见。“后来她走过来对我说她不想活了，她想死。我没在意。”曼曼说。
一会，弟弟在院子里看见燕燕站在院子里的洗衣机上，湿毛巾打了个结挂在洗衣机上方的铁丝网上，脖子缠在里面，鼻子流血了，舌头也伸了出来。他连忙把燕燕的脚朝洗衣机上搬，并哭着喊大姐出来。曼曼从屋子里跑出来，“我想去解开湿毛巾，可怎么也解不开。”两个孩子折腾了一会，越来越害怕，就跑出去找邻居帮忙。邻居们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8岁的曼曼把手放在妹妹的鼻孔下，感觉没气了，吓得跪下拼命磕头，“快救救妹妹啊！”
出事后曼曼变了，妈妈说她老是一声不吭地瞪着眼睛看人。半年多过去了，父母几乎没怎么见她笑，她的脸上有了和大人一样的表情。猫猫也变了，变成了一个狂野的孩子，一刻都不想呆在屋子里，就想在房屋外面飞跑，拿着个棍子上窜下跳。猫猫老是跑去弄坏别人家种的东西，邻居就有闲话了，说他是个坏孩子。曼曼听到了，抓住弟弟就打，毫不留情。以前弟弟出去了，她去哄回来，现在拖住就打，那打的架势让母亲也呆住了。“我真害怕弟弟再出什么事。弟弟不乖，我就打，打了就不会出事了！”曼曼说。
9月底的一天，在离家附近的十字路口，母亲推着一辆大自行车，猫猫就在车前站着。一辆1.5吨重的小油罐车从他们身边转弯，大车子上的铁架子刮到了自行车，母亲想把孩子护住，自己跌倒了，自行车倒在她的背上，油罐车的车轮子从自行车身上碾过。随后赶来的曼曼吓坏了，对着路人就跪，大声喊：“救救我妈！”
父亲去交警大队和司机协商处理赔偿事宜。除了两万多元住院费，生活残疾补助费、误工费等一共协商赔了两万多块钱。谈到生活残疾补助费，交警问他：“你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父亲回答：“农村户口。”交警说：“那按照生活残疾补助规定，农村和城里消费水平不一样，农村的要少几乎一半。”父亲说：“可是我们住在城里啊，消费水平是一样的啊。”
父亲咨询过律师如果打官司可以赔更多的钱，可他花不起打官司的钱，也不一定打官司就真的能多多少钱，“人家是城里人，路子多啊。你看，医院开的证明说是断了两根骨头，法医残疾鉴定的时候说，片子上明明是4根骨头断了啊。“
8岁的曼曼现在在附近的公立燕子矶小学上学，学校给免了1000元赞助费，曼曼的两个眼圈总是黑黑的。她每天晚上做作业最早要做到9点钟，最晚要熬到12点。因为父母都只读过一年级，基本不怎么认字。没人教她，她一个人蹲在那琢磨半天。“作业做不完，老师要凶的。”有两回，曼曼都是湿着裤子回家，“作业做不出紧张得尿身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班上最笨的孩子。第一次考试只考了4分。”曼曼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母教呢？”
12岁的娇娇：在城市的中心向往城市
娇娇出生第二年就跟随打工的父母进入北京，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离开家乡10年，娇娇总共才回去过3次。她不愿意回老家。“我，算城市人吧。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了。回老家，人家都说，从北京回来的。”娇娇不无骄傲地说。
娇娇现在的家在北京西城区甘家口，是城里高楼间的“盆地”―――类似城乡接合部那种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菜市场卖鱼。娇娇是在菜市场玩大的。娇娇原来在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丰台区总校，今年9月1日学校被勒令拆掉了。由此，她进了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
菜市场对面就有一所小学，几年前，爸爸有意让她转到这里。行知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还要穿越铁路。两年前北京公办学校取消赞助费的时候，爸爸曾带她去那小学咨询。校长先问娇娇：你爸爸做什么的？回答：卖鱼。然后校长告诉旁边的爸爸：“明天就带孩子来报名吧。顺便带上40条草鱼，40只胖头鱼，都要两三斤重的那种。”娇娇的爸爸粗算了这些鱼差不多有1000多元，“怎么比赞助费还多。”他当场和校长大吵了一架，转学之事告吹。娇娇只好进入现在的学校，这学校只要入学考试成绩合格就录取。
一个星期前，娇娇在新学校参加了首次期中考试。数学97分，位列第一。她挺开心，觉得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小看她了。
娇娇不仅要适应新的环境，还要平复不时冒出来的“对立”。以前在打工子弟学校，一到下课时间，娇娇就和一帮同学疯打疯闹。这边，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娇娇参加，娇娇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要么一个人去玩体育器材。
在班上，对于父母的职业，娇娇一直小心地掩盖着，但同学们还是知道了。有一天，轮到她做值日。一个女生被老师留下来改错。娇娇打扫到她脚下，让她挪开地方。女生反骂道：“你家是臭卖鱼的，管得着我吗？我爸是总经理！”“臭卖鱼的怎么啦？”自尊的娇娇一脚踢到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两个女孩扭打起来。平时有心事，娇娇都装在肚子里不跟父母提，那天回家却忍不住哭了。父亲气愤地劝说着女儿：“没有我们卖鱼，北京人吃得上吗？”娇娇有时脱口而出的话显得宿命而成熟，比如，“我和班上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份不一样。他们是北京人，我是外地人。”尽管新学校教学条件比原先好得多，娇娇还是很想念行知学校。“那边老师像我妈似的，下雨天会把自己的伞借给我。”
娇娇对记者说出了这样的理想：“爸爸妈妈很辛苦，每天三四点就起床。妈妈卖鱼，一到夏天手就烂。我希望他们也能有一份在单位的那种工作。”“希望将来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在有办公室的地方上班，受人爱戴。反正就是和其他北京人一样过着生活。”
农民孩子的矛盾
王春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用另一个阳光的词语来指代这群孩子：“城市新生代”。他强调，新生代的孩子依然在延续父辈的孤岛化生活。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家乡。“要知道，这个人群肯定不走了，回不去了。可又不像城市人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不知道明天，无法、也不敢规划未来。”《新京报》的一份调查反映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77.5％表示想留在北京。他们普遍对农业、父母这代人持否定的看法。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交往圈变得越来越小，对农业活动缺乏感情和兴趣，甚至会批评农村人“太土，不卫生”。
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平台。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向上提升自己将越来越难。他们或许只能在彷徨中生活。
这些孩子，一方面庆幸自己来到北京读书，使得比家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的见识和生活经历，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又敌视而隔膜。他们不愿意重复父母的生活，也不认可周围城市人的状态，羡慕崇拜城市人，又觉得那些都不属于我。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王春光曾在深圳采访过几个农村孩子，对方明确表示：干不好就去抢。
“学校是最自然的融入过程。虽然这些孩子在公办学校有诸多不适应，但是让他们越早进入公办学校越好，这样他们更容易进入城市主流生活，在城市拥有更多的朋友。”韩嘉玲强调。
但是，某些已经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情形：“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来了。”
两个月前，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开展了一次活动，通过报纸征集，让10个农民工的孩子与10个北京孩子“同在北京手拉手”，报纸上事先登出了参加活动的农民孩子的愿望。
侯丹丽 看看故宫侯战强 能去课本上写的景山看看闫磊磊 想有属于自己的《奥特曼》故事书丁亚文 吃一次生日蛋糕陶帅住一次楼房孙赢赢 去动物园看老虎陈欣想要一个新书包李贝贝 得到一本英汉词典李蓉蓉 去一次动物园张军希望能去香山爬山
而他们想教给城里小孩的是：
劈柴、叠炕（叠被子）、拖地做清炒土豆丝，特别好吃炸油饼油条、包包子炒饼丝、擦盘子、倒立……
10个北京家庭满足了10个农民工孩子一天的心愿。这些孩子的心愿竟是如此朴素简单。（《南方周末》12.2师欣沈颖文）
岁末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民工兄弟。本版从本期起，将连续刊发关注民工生存状况的系列文章，敬请读者留意。――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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