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淘金噩梦
这是全国最大一起职业病―
■健康换回的“小康”
10年前，当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的宋道仙、黄修坤、叶义根等人告别家乡，踏上南去打工的漫漫长路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噩梦会随之而来。在海南省乐东县的非法小金矿里，这些农民虽然挣到了一大笔足可以令家乡人眼红的血汗钱，但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染上了可怕的尘肺病。
西河口乡是六安市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现有19个行政村，共32362人。由于该乡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仅0.025公顷，人均财政收入仅83元，从1989年以来，该乡每年都有数千名青壮年劳动力到外地打工，其中先后有400多人在当地包工头的组织下，远赴海南省东方市平顶山为私人矿主开采金矿。
这些农民工在矿井下主要从事的是风钻工、破碎工等接触粉尘危害性极大的工作。作业场所环境恶劣，没有机械通风设备，甚至没有简单的个人防护用品，加上他们每天必须在井下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导致众多的农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职业病――尘肺病。西河口乡自1997年发现第一例尘肺病以来，每年都有尘肺病病例发生，2000年时已有2名农民因此死亡。
2000年，记者来到西河口乡河口村，刚进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雕梁画栋的两层小楼，让人以为来到了富庶的江浙农村。同行的六安市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楼房都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用挣来的血汗钱置下的一份家业，但是住房达到了“小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身体却永远失去了健康。
■淘金“淘来”沉疴
宋道仙是河口村发现的第一例尘肺病人。“早知道会得这种要命的病，说什么也不会去海南‘淘金’。”躺在床上的宋道仙有气无力地说。宋道仙是1989年到海南东方市一个私人金矿打工的，当时他只有28岁。在私人金矿的狭窄坑道里，他们一边拼命把含金的碎矿石向外运，一边大口呼吸着充满粉尘的空气。1997年，他突然感冒、咳嗽，但是连续治疗了3个多月后，仍不见好转。
1999年10月，经六安市卫生防疫站检查，他的肺部已经长满了斑点，属于尘肺病最严重的Ⅲ期。“虽然在矿上挣了两三万块钱，但治病却已经花掉了四五万块钱！”乡村医生告诉记者说：“现在，青霉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只能给他改用药效更大的‘先锋’。”目前，宋道仙每天平均要吊一瓶药水，加上口服药物，每天就要花去四五十元钱。
自从宋道仙得了尘肺病以后，除了一栋卖不掉的2层楼房以外，家中已经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由于家中经济状况太差，数月前，他的妻子偷偷地离开了这个家，抛下了卧病在床的丈夫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目前，14岁的大女儿已经辍学在家，小女儿在乡镇资助下，暂时还能勉强上小学，但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听说记者前来采访，和宋道仙一起在海南省东方市采矿的同村好友黄修坤、叶义根也赶来了。35岁的黄修坤看起来好像有50多岁了，面色黑黄，不停地咳嗽着。黄修坤回忆在金矿打工的情景，至今心有余悸。他在金矿干的是打风钻，只要风钻一开动，不到1米高的坑道里就会充满粉尘，伸手不见五指。每次从坑道里爬出来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灰人，连吐出来的痰都像泥水一样。他所在的那个金矿，同村打工者有50多人，分为两班，24小时两班倒。每个人在一个班次必须打3米深的坑道，否则不准下班，而实际上打3米深的坑道必须花上18个小时。1998年，黄修坤得了感冒，嗓子直发痒，吐出来的都是白痰，并且四肢无力，后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发现是得了尘肺病。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连上下楼梯也会气喘吁吁。
黄修坤告诉记者，在海南采矿时，按照矿石含金量提成的方法，他们每天应该能拿到七八百元钱，但实际上他们只能拿到50元钱。最令他们气愤的是，他们50多人在海南最后4个月的120多万元工钱竟然被包工头卷走了，至今不知去向。“钱没有了，又得了这种病，我们该怎么办呢？”黄修坤绝望地说。
叶义根是一个既英俊又魁梧的小伙子。1989年，17岁的他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踏上了南下的打工之路，结果在私人金矿辛辛苦苦地干了近10年，揣着3万多元的血汗钱回到了家乡。回到家，叶义根原本打算用这些钱盖一栋新楼房，娶上一个漂亮的媳妇，甜甜美美地过日子。没想到，房子还没盖，他就被查出得了尘肺病Ⅲ期。现在，这样一个壮小伙连爬几层楼梯都会累得喘不过来气。当记者问他以后怎么办时，叶义根凄惨地一笑：“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想未来了，能活一天就是一天吧！”
■再访该村时，被采访者已有2人死亡
2004年4月，记者再次走进六安市西河口乡，想去回访一下当年被采访过的宋道仙、叶义根和黄修坤三名矽肺病患者，但不幸的消息让我们震惊。
“叶义根死了！就在前几天。”一走进西河口，村民们便悲伤地告诉我们。黄修坤听说记者来回访他，便驾驶着一辆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来。他伤心地告诉记者，那次采访的三个人中，宋道仙死了、叶义根也死了。叶义根过早死亡，给这个村带来极大的恐惧。许多有尘肺病的人看到叶义根的死去，心一下凉到了冰点，不敢想像自己还能活上多久。
黄修坤告诉记者，我们一起去海南打工的15个好兄弟，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现了10个患病者，其中5人相继死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可怕的病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出现，而且都是曾经到海南打工的人，到目前为止，我们乡里出现了至少100多个类似的病人。
河口村田守英老人有两个患尘肺病的儿子，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在给别人看大门。记者来到了她家，空荡荡的院子，连一只鸡鸭都没看见，屋里更是家徒四壁。说起两个儿子，70多岁的白发老人一直泪流不止，作为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只能默默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陆家兄弟俩同在金矿打工多年，都患上了尘肺病。两年多的时间，他们挣的钱远不够治病用。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借债3万多元。2003年，陆先山去世，家中实在没钱，他的棺木还是本屯东家一块板西家一块板凑成的。如今，他的媳妇丢下年幼的孩子出门打工去了，老人带着两个孩子只能靠着乡亲们的接济艰难度日。
记者临走的时候，黄修坤说，死去的只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还有其他村子死的；还有死在海南没回来的。
■谁应对患病民工负法律责任
1992年，海南省乐东县黎族自治县抱伦农场职工吴益民，以海南省地勘局九三四地质队的名义取得抱伦农场十一队后山的黄金普查权，成为该矿点的探矿权人。1994年至1996年，吴益民通过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人刘益权从该乡招募民工，从事非法金矿开采，该乡先后有2000多名民工到该金矿打过工。
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吴益民采取国家明令禁止的干风钻掘进方式，且未向民工提供任何有效防尘护具。由于矿井内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灰尘，对面见不到人，民工们受该灰尘、烟雾的毒害可想而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民工们患尘肺病几乎无法避免，病情轻重、发病早晚只因工作时间长短而异。
但因受害人多，赔偿数额巨大，赔偿义务人吴益民根本无力赔偿，维权可能成为空谈。值得欣慰的是六安市及裕安区司法机关专门就此案成立了维权救助领导组，组建律师团，调查国内这一最大职业病案例，决心通过法律手段帮助众多尘肺病患者获得应有权益。
下 看病辛酸
在矿区工作的民工生命、医疗不能保障，在城市打工的民工情况亦不容乐观。
■“大医院的门我没敢进去过”
在济南一个居民小区外，李维生正在整理刚收来的废纸。20岁出头时，小李就离开东平老家来到济南打工，至今已经12年。常年在外的他性格开朗，谈话间不时和进出小区的大爷大妈打声招呼。提到看病，小李说起今年8月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这是在济南打工10多年来小李唯一一次在“医院”看病。他说，“不知这诊所有没有执照，卖的药也不知过没过期、是不是真药。可也没办法，既然图便宜就不能要求那么高。大医院的门我没敢进去过。”他说：“我轻易不得病，那次发烧烧得我连起床的劲儿都没了，就花了两块五毛钱找了个诊所打了一针。”小李在济南郊区租了间房，这里聚集了不少和他一样的打工者。“可能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多，附近开了四五家小诊所呢，都是些个体的。”小李向记者描述，打针用的是玻璃针管，也不知打的什么药，“大夫”说能退烧就行。临走时小李又花了2元钱买了四片拆散了论“片”卖的感冒药，正好够一天吃的，省得浪费。可没想到的是，“这一针下去不但没退烧，屁股还疼了五六天呢。”从这以后，小李连小诊所也不愿去了，“有点不舒服就扛着，要不就自己买点便宜药。就算去诊所也看不出个啥。”小李说。
民工们不仅自己舍不得花钱看病，就是孩子生了病也将就。记者在济南一家小诊所采访时，一名民工领着5岁的孩子前来看病，小孩不停地咳嗽、流鼻涕，情况相当严重，医生问他为何不早点将孩子送来，他说：“原以为孩子扛一扛就会好的。”
记者发现，医疗费用的高低是决定民工是否就诊与怎样就诊的主要因素。一些就诊方便快捷、价格便宜的个体诊所因此成为首选。和大医院相比，一些集中在背街小巷和城乡接合部的个体诊所更受农民工的青睐，但其中不乏非法行医者。除了证件不全，非法行医的诊所还存在消毒不严格、诊疗不规范等问题，极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加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付不起医疗费就“逃”
像小李一样，许多民工小病抗着，遇到大病付不起医疗费就“逃跑”。2003年5月26日上午，一名发烧38.5摄氏度的疑似非典患者在北京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昏倒，被送到医院发烧门诊后却又逃走。为什么？他是被200元检查费吓跑的。同年5月17日上午，西安市临潼区靳家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一辆从山西运城开往西安的依维柯中巴车里，一名叫阿庆的四川彝族青年体温达39度。检查站马上将其送到西铁工程医院拍片检查，经测量阿庆体温38度，常规化验不正常，拍片结果显示其右肺下叶处有片状阴影。临潼非典办流调队将全车17人带到医院留验观察。但后来阿庆先生翻墙逃走。他也是被医疗费吓跑的！
已经50多岁却还要每天在济南一建筑工地上工作近14个小时的老谢，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依然自信：“你能在这儿睡一晚不生病吗？”老谢指指脚下的水泥地得意地说，“我就能！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吃口大蒜喝口酒，马上就好！”旁边同样来自泰安的工友小戚边笑边点头：“上医院看个感冒也得花几十、上百块，当然是怎么便宜怎么治呗。”
■工伤治疗没保障
建筑工地的民工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工伤。湖南慈利民工杜方文在长沙某工地拆房时不慎从四楼摔下，当场失血休克，送进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他全身多处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但杜的老板交了5000元治疗费，供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后就再没有露面。工友们募捐了1000元，也只是杯水车薪。因欠费太高，医院负担也越来越重，杜只能靠每天注射青霉素维持基本治疗。医生说如果治疗及时，杜的病完全可以治愈，但从现在情况看杜以后能否走路都难说。
在济南一个建筑工地，记者采访的几位民工几乎都受过小伤，有的脚被水泥块砸伤，有的从楼上摔下，还有些油漆工不知怎么总是咳嗽。干了十多年建筑工、来自山东泰安的老谢说，自己虽然没有受过什么重伤，但工友受伤就见得多了。“遇到好的老板能先给垫上医药费，然后再从工资里扣。要是人死了给赔个三万、两万算多的。碰到不好的老板只能认倒霉了。”
■民工医疗救助制度亟待建立
由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民工与施工方的劳动关系历来就很不平等，许多民工为了得到一个挣钱的机会，不得不与施工方签订“生死合同”、“霸王合同”，从而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由于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也由于法治与管理的疏漏，民工经常享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很少有施工单位主动为民工建立医疗保险，更没有哪个管理机构强制施工方为民工购买保险。
此外，由于在建筑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转包现象，劳动关系极为扭曲，民工的医疗问题就更是被束之高阁。对于受伤民工的医疗问题，不仅民工本人心中没底，包工头和施工方也常常不知所措，甚至，这个问题还困扰着城市管理者。
谁来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办理医疗保险？从某种角度上说，9000万民工是最应该办理医疗保险的群体，因为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险活”全被这个庞大的群体承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煤矿每年死亡的人数高达6000人，伤者更是数以万计。
以南京市为例，2003年1－8月，该市发生断指断臂的工伤3000例，由于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有的只能眼看着病情恶化，令人目不忍睹。
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可喜的是，民工医疗问题已受到关注。国内少数几个城市开始进行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开始将农民工纳入到救助对象中。比如深圳市，针对外来劳务工在深圳就医难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即每月只要缴交20元左右的医疗保险，就既可保“住院”又可保“门诊”，这意味着劳务工在深圳也能用医保看门诊。当民工医疗救助制度建立并逐渐完善，才能解决劳务工就医难的问题。
（本报综合《检察风云》《时代潮》《新华每日电讯》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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