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现代快报》刊载养和先生的文章，记叙1967年7月中旬一天晚上，华东师大操场上批斗吴强，巴金陪斗的一幕。文章多次说到，造反派“揪着他（巴金）的头发往下按，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强有力的弹簧。”但据我的判断，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解放以后的巴
金，虽然有自己的思想，但行动的基调是顺从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都写过表态性的文章，以求“过关”。如批判胡风，批判《不夜城》，批判冯雪峰等。1966年，他看到街上出现了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知道那残酷的批判和斗争就要落到自己头上。为了挨斗的时候表现得老实一些，“有个短时期我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真话集・怀念丰先生》）在“文革”初期，他一度被“别人批判的成果”“说服了”，对儿子“宣传它们”。（《探索集・灌输和宣传》）他的五本《随想录》中到处是“我竟是那么迷信，那么听话，那么愚蠢。”“好象受了催眠术一样”之类的忏悔的话。
巴金人格的伟大有目共睹。但他对于邪恶和黑暗的反抗，不是金刚怒目式的，不是拍案而起式的，不是“凛然不屈”式的，而是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从自我反思历史的教训。对于他，我们应该不溢美，不虚饰，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巴金形象。
（《读书时报》12.8陈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