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夫妇和女儿
苏哈的母亲蕾蒙达满腔热诚投身于有益于巴勒斯坦事业的斗争，她经常让女
儿苏哈充当信使，前往巴格达或突尼斯去见阿拉法特，为他带去珍贵的机密信息。苏哈与阿拉法特的婚姻也因此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苏哈回忆说―――
我当时24岁，的确不时地去看他。他有时谈到我，说我文静、漂亮。在他众多出访活动中，我负责礼宾及翻译等有关的一切事宜。为巴勒斯坦事业服务，能在其领袖身边工作，我感觉好极了。
一天，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对我说：“苏哈，我想和你结婚。我的意愿完全是真诚的，我要娶你。”
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感到我们之间胜过友情的关系已经形成。我觉得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向我求婚，使我有点不知所措。但我还是回答道：“行，我同意。是的，我相信我也爱你。”可是，他马上补充说：“苏哈，你要明白，我们先不能走得太远，只得秘密结婚。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这条件对你来说有时很难承受。但我知道，你是坚强和勇敢的，秘密结婚吧。”“那我父母呢？”我问他。“不必担心。做事要审时度势。现在，我们应当保守这个大机密。目前局势很微妙，面临大起义和以色列镇压，我们的人民理解不了我怎么结婚了！”
1990年7月17日，突尼斯城朱古达大街79号，阿拉法特在突尼斯的办公室就在这里。那天晚上，在一楼举行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动人心弦的仪式：两位证婚人和一位伊玛目宣布61岁的阿拉法特和27岁的我喜结良缘。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接受了这样的秘密结婚。我爱亚西尔・阿拉法特，可是这种爱，不能公开有所表露。我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受尽种种冷嘲热讽。这一切我终于习惯了。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继续做好份内工作，有更多时间跟阿拉法特亲密相伴。
我竭力想搞清楚秘密结婚的缘由。我想是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过，并由此成为他座右铭的那句话：“命中注定我与巴勒斯坦事业结合。”他认为自己无权结婚，无权生儿育女。我知道，他崇敬戴高乐将军。于是，我对他反复说：“戴高乐将军在战争期间曾说他和法兰西结婚，但不妨碍他有妻室和儿女。”
他仍然拒绝公开我们的秘密。见我痛苦不已，对我说：“要挺住，勇敢些。”保守我俩结合的隐秘，对于我非常艰难。每逢到巴黎短期逗留，我得尽量喜笑颜开，不使家里的人担心。母亲老提同样的问题：“你到底和阿拉法特之间有什么事情？跟我说真话！”……
1992年2月2日终于由法新社宣布了一条消息：“据可靠消息，本社获悉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已于1月份娶其经济顾问苏哈・塔维勒小姐为妻；她现年28岁，本信希腊东正教，现改信伊斯兰教。”
日期并不相符，但无关紧要，反正苏哈已经正式结婚。
1992年4月7日，晚上约七点钟。阿拉法特离开喀土穆返回突尼斯。二十点四十五分，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这时，我和阿拉法特的婚事得到正式承认刚刚三个月。噩耗传来，世界震惊。巴解组织要求美国和法国提供救援，寻找飞机失事地点。我的房子的二层办公室兼客厅异常安静。
我在这处房子里已被遗忘，犹如寡妇，无依无靠。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奇迹的佳音。挂在墙上的一幅幅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4月8日9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说：“找到了，他还活着！”听罢，我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情绪波动使得我连站都站不住。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是他的警卫员，他简单说了一句：“很好，他想跟您说话。”话音很远，不过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您好吗？”“别担心……”于是，我又泪如雨下。我冥想：“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第二天，巴解组织执委会几位人士前往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我也同行。在医院，阿拉法特躺在床上，两眼红肿，头上包着绷带。我立即求见医生，了解他的伤势，并检查包扎正确与否。我守在他床头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亚西尔要求回突尼斯。
回突尼斯第二天，阿拉法特又投入工作。几小时后，同在那架飞机上的一名警卫员把一个信封交给我。信封很脏，沾有油迹和沙土。信封内全是我的照片。我并不知道，他一直随身带着这些照片。我激动不已，他的爱使我感动。
（《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苏哈・阿拉法特著 中文译本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