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6岁的周海婴，只与父亲鲁迅生活了短短的7年。近日，他对记者讲述了眼中的父亲。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父亲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
我的家庭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父亲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说来奇怪，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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