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在儒家思想教育下，他们耻于言钱，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人开始认识到，正因为他们无力也无法取得保障自己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活资料，才不得不以丧失“内在自由”为代价，舍弃独立人格和精
神操守，以追求仕途，认同官本位，给人家做枪手，甚至当文奴。林语堂就明确反对文人应穷的遗说，鲁迅亦说：“因为穷不是好事，必须振拔的”。到了当代，众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
林语堂编教材致富
林语堂赚钱的本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是人所共知的。那么，林语堂是怎么样靠一枝笔赚钱的呢？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本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他想像中的那么容易吃。于是，他很自然地想到“一稿两投”，即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但这总不是一回事。
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并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版税。林语堂马上看出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的重视程度来看，其市场是不可限量的。于是他急忙找到出版人孙伏园，问能不能帮着找一个书局接洽一番。无巧不成书，当时开明书局的老板章锡琛，看出周越然的读本不太符合英文的习惯和语法规范，正想找一位留过洋且英文造诣高的人来重新编一本。于是，就选中了林语堂。
当时开明书局尚在草创阶段，资金周转不灵，付不起一次性买断的费用。林语堂提出按15％的市场价抽版税，写书期间每月预支300银元，在以后的版税里面扣除。谈好合作细节，双方白纸黑字签订了合约。此后林语堂深知胜败在此一举，便投入了全副的精力。他既有莱比锡语言学的专业底子，又肯下苦功，结果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开明英文读本》的编纂，且分为读本、文法和英文名著选读三部分。
林语堂的英文读本推到市场后，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了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大大兴旺起来。
虽然随后林语堂发现世界书局出版的《标准英语读本》抄袭了他编写的教材，并与对方发生了论战，还闹上了法庭。但林语堂并没有就此止步，不久，又一口气推出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开明英文讲义》等一系列英文教科书。为了增强效果，他还请来丰子恺为之做插图和漫画，所谓图文互动，一时大得读者的青睐。结果，林语堂清点开明书局给他的版税所得，竟然有每年六千大洋的收入。于是，下了“海”的林语堂雄踞“版税致富”的头把交椅，成为民国时代著名的“教科书之王”。也正是因为他有了闲钱，后来他才能从事打字机的改革，抗战中收养孤儿，为难民捐款，为家乡谋福，在台湾为当地乡民改良农作物品种，照应整个家族的生活并培养自己儿女出息（他三个女儿成年后每人各有本息10万银元）等。 （《检察风云》2006年第1期）
胡戎恩：学者＋房地产董事长
35岁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胡戎恩，一个身份是上海政法学院的立法学教师，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欧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温州商会副会长。在这之前，他当了五年法官，考北大硕博各考了两次，再历经艰苦创业，九曲十八弯“才找着了感觉”。如今，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更像个老总，还是更像个大学老师，因为他同样喜欢这两种角色、两种感觉。
学生们说他“经常开着宝马7系来学校兜一圈，作作学问，的确受人敬重和羡慕。哥们都说他特潇洒”。
胡戎恩说：“我这一生，到现在有两件事是引以为豪的，一是当年在家乡办了小型水电站，还有就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读书。”他认为：“赚点钱就可保护人的独立性。”他说，他致富后的理想是，像孟尝君那样，贤者云集，互相辩难，切磋学问。他还说：“那种穷的知识分子我坚决不做。我现在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实业，等实业强大到一定程度，用足够的钱成立一个基金，集合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做学问。” （《?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5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