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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的来龙去脉

2006-02-19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手迹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心有余悸;另有些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会议决定对科学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在随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说了“百家争鸣”四个字。鉴于毛泽东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

限于历史环境,当时实行“双百”方针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吗。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北京日报》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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