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曾播出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土地》，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自乡村建设运动，历经土地改革、合作化、妇女解放、人民公社，至分田到户所走过的乡村建设之路。我们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70年前的博士下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1926年，晏阳初开始着手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并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三年后，晏阳初全家老小都搬到了定县，一年之内，大约有六十多位同仁携家眷在定县定居下来。从被乡民排斥，到教村民识字、改良棉花品种、建立卫生保健所，事无巨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想尽办法改善定县的状况。他们还在村里设立了电台，每天早晨6时向农民播送当时的天气预报，每天晚上8时向农民播送定州城菜市场一些蔬菜的价格。
与此同时，梁漱溟也开始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试验。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梁漱溟任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和图书馆，并试办“乡农学校”、“乡学”、“村学”的实施办法。这一年，农场还先后培育出了猪和鸡的杂交新品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乡村建设的实验不得不终止了。
“暴风骤雨”中的土改
1946年秋天，一个名叫周立波的年轻人从热河来到东北元宝区，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委员。他是元宝镇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他没想到的是，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成就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它集中反应了土改时期的东北农村。
工作组进驻元宝屯后，在斗地主的初期，慑于地主的威力，村民并不积极，沉闷地围坐在火炉旁边，各人在身上找虱子，扔进炉火里噼啪作响。工作组发动积极分子，通过诉苦运动等方法渐渐燃起了土改的火苗。
这一时期东北的土改运动也和清匪反霸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和解放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对前方打仗有着重大影响。1947年，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黑土地消失后，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回电：无匪可剿。经过清算、分地斗争，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也许是最值得回顾的一段历史。
愚公移山的年代
愚公移山的精神曾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被广为提倡。大寨、红旗渠、高西沟、沙石峪等曾赫赫有名的地点，都上演了中国农村战天斗地的故事。
1960年2月，山西林县的县委书记杨贵带领群众开展酝酿已久的“引漳入林”计划，计划还得到山西平顺县的有力配合。在机器设备与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林县人自己设计勘测，研制炸药，生产水泥，劈山挖渠，开洞架槽，架设了151座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1969年7月终于建成了红旗渠，红旗渠水解决了困扰林县人千百年“守着河水种旱地，翻山越岭挑水吃”的难题。
在这一时期，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成了全国农村发展的榜样，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老年生活报》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