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农”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三农”加“一农”，即原来的三农加上先进的农学为指导。
这里的“农学”自然是“大农学”，不只是指农业科学，还包括农民理论，农村理论。中国的“三农”，1992年以后，出现了连续好几年的不景气，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我认为，理论没有跟上
一是“农民是老几？”这就是说，今日之农民在今日之阶级、阶层结构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阶级阶层的地位取决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力的大小。改革是谁发明的？是农民！换言之，是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当然，农民也不能吃老本。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农”字一号的大课题。
接着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农村在中国社会中地位和作用怎样？想想这些年，我们“予”了多少？农民“取”了多少？中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很有针对性。土地是农民劳动的对象。土地问题是农村工作的“牛鼻子”。现在新农村应当如何建设？农村的社区如何建设？农村的村民自治如何发展？农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进？能不能发动农民组织类似农会那样的社会组织？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在左得出奇的1965年，从中央到地方还都有贫下中农协会哩！这种状况如何改观，都有待于农学的指导。
再就是农业理论了。现在都在比赛“三产”，这是观念上的进步。可是，“一产”永远是居于第一位的。现在讲“反哺”农业，“反哺”不是施舍。“反哺”是付培养工业后备军的培养费，是付拓展市场的“开发金”，是工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北京日报》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