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感触良多。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学了苏联由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
另一件是有一位老同志，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存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与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陆定一觉得这种认识会出大乱子。中医能治好病，西医亦然，这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劝中西医合作。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
这三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该让专家们自由讨论，才能繁荣发展。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陆定一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中共中央于这年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这一观点最终对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陈清泉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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