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李健吾开会

《翰林院内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近年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作者沿用人们有时将中国社科院比为“翰林院”的说法，分别记叙了自己从年轻学子到学界领军的几十年风雨岁月里，与“翰林院”6位西学大师――钱锺书、杨绛、朱光潜、

从上世纪60年代初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室后，我与李健吾就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经常在“政治学习会”、“生活例会”上碰面。

在那个历史时期，基层单位的“会”，一般都是大家重复“官话”或稍作微调而讲“套话”的场合，但这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而言，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会上的“小自由”与“个人风格”还是有一点的。那时的文学研究所里，至少西方文学室就有这么一点气氛，开起会来，有点像自由主义空气弥漫的“神仙会”。请想想看，在座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哪一个不是“大仙”，主持会议的研究室头头卞之琳自己就是一“仙”，开起会来，岂能不“生动活泼”？有的通篇只讲自己前一天夜里失眠之苦，如果时间允许，还要上溯到前几天夜里的失眠。有的以天真的语调细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琐事，有的从来都是以冷面幽默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怪话”，有的以绍兴师爷的精明劲较真矫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尽可能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走。

李健吾这位大仙却多少有些不一样，首先是他喜欢讲，讲得多，这很符合“发言积极”这一个当时的政治标准，而且他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真可谓高谈阔论，甚至是“挥斥方遒”，大有当年刘西渭作书评时的才情四溢、豪情十足。不过，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有那么一点“那个”地方，说得轻一点是“不和谐”，说得重一些是“刺耳、刺眼”。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积极发言”中，不免经常直面政治与理论问题，甚至涉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但这哪是他的所长？况且，他偏偏又喜欢精神跑马、思绪跳跃、语言飞扬，严谨的马列主义体系、严肃的政策怎经得他这么一折腾？因此，听起来经常走味跑调，不伦不类。在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党委的领导的时候，几乎都蹦出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党国”、“党部”，这不是解放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称谓吗？怎么用在我们伟大的党身上了呢？不了解李健吾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在混淆敌我，对伟大的党有所中伤，甚至是污蔑，但所幸是在本单位，在座的都是“家里人”，而且，一看这老头的确是满怀热情在真诚地唱赞歌，唱颂歌。

说实话，对于政治化话语操练得非常滚瓜烂熟的“基本群众”与“党团青年”来说，李健吾在“政治学习会”上的这种发言，的确听来有些别扭，好在“家里人”对他还是很有谅解的，所以一些好心人一听他要唱颂歌了，倒往往为他捏一把汗，唯恐他蹦出一两个不成体统的词来。但他行为状态、语言状态上的粗疏与闪失，难免会以讹传讹，风风雨雨，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形成了李健吾“在政治上落后”的先入之见。在“翰林院”里，他比那些被领导上视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老学者、老专家自然就低矮了一截。在1958年“拔白旗”的批判运动中，他之所以先于其他“大仙”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与此不无关系。而对于那种不怀善意、伺机要在学术上将李健吾置于死地的左撇子而言，这些就更成为了其“革命大批判”的突破口，当时有一位藉批判李健吾之举而登上了理论学术舞台的某某，在其批判檄文中就以尖酸刻薄的文词，把李健吾形容为昆明湖中的那个死气沉沉的石舫，在“祖国惊天动地的变化中”竟“依然故我，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