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的工作状况如何？现在，各地政府对于矿难等“红伤”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但对于以尘肺病为代表的“白伤”还缺乏足够重视。其实，尘肺犹如钝刀，杀人不见血
刚刚升井的矿工
肺的“洗礼”
早上7时15分，53岁的煤矿工人张沛被推进手术室。这一天是2006年4月12日。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四周异常安静。
8时30分，在全麻状态下，医生把一根“Y”形导管插入张沛的口腔，用来进行左右两肺的“气、水”分隔：一侧肺由麻醉呼吸机供氧，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另一侧肺则连接管道进行灌洗。
1000毫升澄清的氯化纳液体沿着粗大的导管一次灌入张沛的肺里，冲刷、裹挟着沉淀在里面的煤粉。不到3分钟，从引流管缓缓排出的液体，已变得浑浊不堪。
3个多小时，共有10瓶总计1万毫升的液体进入张沛的肺里。从肺里灌洗出的液体被回收进几只大玻璃瓶。待瓶子静置几分钟，拿在手中细看，液体上方悬浮着一些灰色的絮状物，而底部，是密密的一层黑色煤灰屑末。
张沛是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一位有着30年矿龄的老钻工。早在1995年，因为二期尘肺病，他在这间手术室接受过同样的治疗。两天前一进医院，张沛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给他做手术的尘肺科主任陈刚。
手术后的第二天，黑瘦的张沛脸和脖子布满红色的斑块，但精神不错。他声音很大，嗓音沙哑，说话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
他讲起熟悉的井下生活：工人们开山放炮时用干风钻凿岩。电钻一开，岩石粉、石渣随风四处飞溅。鼻子里堵得全是颗粒大小不一的渣子，需要用手抠出来才能呼吸。每天收工后的好几个小时里，吐的痰都是灰色的。
此次，和张沛一同来洗肺的，还有他的十多个同事。前年，矿上进行了一次体检，但始终没公布结果。直到这次来之前，这十几个人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你们去洗洗肺吧。”张沛没有多问。他知道自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其实，矿上像他这种症状的人并不少见。
举着张沛的胸部X光片，陈刚主任指点着上面密布的“蜘蛛网”介绍，张沛呼入的粉尘末，都是入侵人体的异物。人体要想方设法消灭它们，结果就在肺内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包围圈”。在显微镜下观察，“包围圈”的中心是极细微的粉尘，周围是与它们展开过斗争的“吞噬细胞”，以及密密匝匝包绕的纤维组织，像横切开的洋葱头一样。这样的一小块结构，在医学上称为“矽结节”。虽然它的直径只有几个毫米，但是这些矽结节广泛分布在肺里，占据了肺泡的位置，使患者的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
渐渐地，这些矽结节越长越大，后来会相互融合，成为直径十几厘米的大团块，正常的肺组织被这些硬邦邦的东西取代了，自然会严重影响到呼吸功能，直至呼吸衰竭，最终死亡。
10年里，张沛所在的煤矿，年产量已从30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每吨煤的价格也从几十元上涨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业的这个春天里，正在继续“枯萎”。
即使如此，在医生们眼中，像张沛这样的国有煤矿尘肺病患者，其境况远不是最窘迫的。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医生异口同声说：“最最悲惨的是那些农民工，得了病没人管只能等死，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
“白伤”猛于“红伤”
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老主任车审言也用自己的眼睛和手术刀，见证了尘肺病在中国的发展史。
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各矿务局每年夏天都往北戴河送疗养员，这是当时煤炭系统的一项传统福利。矿工们来疗养时，常常有人找到医生，说自己咳嗽、胸闷，要求借疗养的机会顺便治病。经过检查，他们几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病――尘肺病。
1988年之后，随着煤炭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整体不景气，很少有矿务局再送工人过来疗养了。经过技术上的探索和准备，1991年3月15日，尘肺科首次为患者成功施行双肺灌洗手术。当年总共洗了45只肺。这些人，大多是矿务局送过来的疗养员。
此后，车审言和同事经常到矿山寻找病源。“我们一说尘肺病的症状和危害，呼啦一下就围上来好多矿工，边听边使劲点头。”说起那段历史，车审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煤矿的领导不欢迎我们，甚至私下说，求求你们快走吧，工人们要是都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就没法干活儿了。”
即使车审言们如此努力，整个90年代，疗养院的病员还是越来越少，直至2000年，来洗肺的病人仅有60多名。但最近这两年，车审言发现，尘肺病人群有突然爆发的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尘肺村”。比如浙江泰顺的一个村庄，曾经有二三十名尘肺病人一起结伴来洗肺，其中有些是非常年轻的患者，“胡子还没长出来就已经三期尘肺了”。
卫生部刚刚发布的数据也在印证着车审言的感觉：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尘肺病病人累计已超过60万例，死亡17万人。每年新增上万人。
“全世界的尘肺病患者，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中国的尘肺病患者，煤矿工人又占一半。”车审言介绍，“你可能不相信，我们国家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的3倍还多！”
据陈刚透露，所谓“60万”的尘肺病人数，仅仅只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按照在全国煤矿总产量中的比重，地方、乡镇，甚至私人煤矿的尘肺病病例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实际数字至少在百万人以上。
一位多年从事安全生产专业报道的记者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对于矿难等“红伤”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但对于以尘肺病为代表的“白伤”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为什么？”他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激动，“因为尘肺是把钝刀，杀人不见血。它不传染，不会马上威胁生命，更不会导致旅游萧条、餐馆歇业，而且‘牺牲’的往往都是农民工！”
富饶的贫困
一个月来，尽管采访了数十名患者、医生和相关人士，听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讲述了大量煤矿工人的艰难与辛酸：矿井下那黑漆漆的巷道、弥漫的烟尘和不绝于耳的咳嗽声，以及煤矿昔日的衰败与今日的繁荣，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那一切似乎都不够真切。
我决定亲眼到矿山去看看。据说，想了解中国的煤矿要到山西，距太原市不到40分钟车程的西山煤电集团就是个不错的样本。
到达官地矿，无法取得下井许可。我只好爬上护栏观望黑洞洞的井口。
官地矿每班下井人数800多人，每天三班，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以前矿山效益不好，逢年过节都会放假，但从2003年以后，一年365天都是工作日。
下午3时，上早班的工人坐着绞车升井了。早班的工作时间是早6时到下午2时。但工人从井口坐上绞车，首先要穿过8700米的大巷，历时40分钟，再下车步行20分钟才能到达工作面。这样，每天在井下的时间实际上大大延长了。
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钻出绞车的矿工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28℃的气温下，他们个个身穿劳动布制作的厚棉服，脚踏黑色胶靴。全身上下，除了牙齿白得耀眼，到处都是乌黑的，尤其是鼻孔下面的两道黑，分外显眼。
“怎么不戴口罩呢？”我走上前问。
一群人哄的笑了：“在井下哪有人会戴口罩呢，本来就闷得上不来气。”
这群人，几乎全部来自晋南的贫穷山区。矿上每年到几个定点的偏远地区招工，经济条件稍好的地区，根本不用去，也没人会来。
由于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在山西这片昔日贫瘠的土地上，随处传诵着“煤老板”们富得流油的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次集体购买了20辆“悍马”的新闻。一位山西记者向我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太原市某大酒店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悍马的身影。那真叫一个霸气，轮胎和坦克的一样宽。”
除了购买豪车，据说煤老板们还喜欢购买豪宅。他们的目光多投在北京、上海，当然广州、深圳、海南等南方城市的豪宅区也能发现他们的身影。
在煤老板们如此炫目的生活背后，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几乎都在拼命超产。然而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比重不升反降。
在张沛工作的露天煤矿，许多地面土方工程都承包给了私人工程队，但他们连降尘必备的洒水车都没有。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司长宋元明断言，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现在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其实大大降低了。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富富有余，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
出身煤矿家庭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张昶曾利用暑假时间做过一项调查。在陕西省某大型煤业集团，井下一线工人的年收入，不到中高层管理人员年收入的5％。与之对应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井下工人的工资在70元以上，即便是矿长月工资也只有72元左右。也就是说，20多年来，管理人员年收入的上涨幅度是一线矿工上涨幅度的24倍之多。
“煤价上升带来的收益是别人鱼塘里的鱼，看起来眼馋，事实上却离自己很远。”张沛酸楚地说。
在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标本室里，一个木柜子里摆着十几瓶液体。这些都是尘肺病患者洗肺后的回收液：灰黑色的、乳白色的、砖红色的、墨绿色的……不同的颜色，源自不同工种矿工的肺。
主任医师马国宣指着一个被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的灰黑色的肺部标本说，这是一个长期被煤尘摧残的肺，几乎已经全部纤维化，它的重量超过正常肺的一倍以上。她永远不能忘记，那次她参与一个尘肺病人的尸检，当她的手术刀割在尸检病人的肺上时，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感觉像切在石头上一样”。(《中国青年报》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