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平，1949年生，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垃圾专家。
王维平学了8年医学，但他却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开始研究垃圾对策。这一转变来源于两本书：一本是美国托夫
37岁那年，王维平毛遂自荐来到北京市环卫局环境卫生研究所。在这里，他发现在众多环境问题中，垃圾对环境影响最大，最普遍，最不受重视，也最难解决。“当时我非常奇怪，垃圾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为何在我国庞大的科研队伍中，却找不到专门研究垃圾问题专家的踪影。全国没有一个垃圾研究所，没有一个大学有垃圾系。有的人一辈子可以不生病，却不能不产垃圾，这么重要的领域为何没人研究它，让它变废为宝呢？”
为了解出谜底，42岁那年，王维平又自费远赴东瀛，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学习。当时他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日本的特殊污水处理，一个是研究垃圾处理对策。
为了考察垃圾处理，1998年，王维平奔赴北京郊区几个垃圾场，住在简陋的帐篷里，每天与老鼠、蟑螂为伴，在垃圾场上与拾荒族共处9个月。
王维平说：“不亲身体验你是无法想象那样的生活的，在那里以捡拾垃圾为生的人就与千百万只苍蝇日夜同栖。不与他们亲密接触，怎么能知道那里潜藏的巨大问题。那里是一个利弊共存的无序蔓延。他们对社会的利在于：第一解决了几百万人的生存、就业甚至脱贫问题；第二减少垃圾治理费用，有益于环境；第三是垃圾中寻宝为社会节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垃圾部落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弊端：第一是存在社会治安隐患；第二是防病卫生问题，不利于传染病防治；第三是极易形成二次污染；第四是计划生育难以控制。”
王维平对拾荒人的尊重、为他们说话，使他被全国的拾荒族尊称为“大哥”。
王维平深入垃圾部落，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对我国目前的垃圾中可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有了最感性的认识：北京6个大型垃圾交易市场，每天有1万多名河北人进行交易，北京的垃圾主要都销到了河北，玻璃卖到了邯郸，金属卖到了霸县，塑料卖到了文安，废纸卖到了保定，鞋底胶皮卖到了定州。
王维平结合国际最先进的垃圾处理及环保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垃圾对策，提出了当务之急减少垃圾数量的三项措施：一要严格限制商品的过分包装。二要推广净菜进城，再也不能将满是泥土的青菜带到家中，然后再将清理下来的泥土花费人力物力财力运到垃圾场。三要建立废品回收和旧货交易再利用机制。
王维平每年要带1～2位博士生，他给每一位博士生的“见面礼”是去垃圾场先呆上一个月。他痛心地说：“现在的孩子太稚嫩了，念到博士了却还分不清大豆、高粱，这样的教育方式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不接触实际，没有对于黎民苍生的体恤情怀，怎么能作出真正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学术成果？所以我要让他们受苦，要让他们在垃圾场上体会最恶劣的生存条件。只有实践，才会学到真知识，才能作出高水平的论文，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无论研究任何一个课题，王维平都要经过周密的实践调查。他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城市垃圾处理及废物再生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团结报》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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