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下午，一名5岁印度男童不幸落入村头一口18米深的枯井。工兵纵向横向挖掘进行援救。历经50多个小时的“生死大营救”后，男童获救。
前几天，深圳也发生一起两岁半幼童坠井事故，公安、消防、120急救中心及街道办共出动约200人，并采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实施紧急营救，甚至不惜铲除了妨碍救援作业的民
同样是废井遗祸，同样是全力救援，但结果迥然而异：被困50个小时的孩子获救，被困23个小时的孩子殒命。虽然不能将两起事件作简单比较，得出什么结论。但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印度救援男孩时，电视台将援救场面连续2～3天向全国转播。而在营救深圳幼童时，记者采访屡遭暴力阻挠，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蓝某怒气冲冲地指挥一些本来做营救工作的人员“清理记者出现场”，电视台记者被架出现场，特区报记者相机被损坏。
发生废弃枯井遗祸，哪个国家都会追究当地官员的责任。正为此，官员的官德与人格产生了分裂：有人以孩子生命为重，满足记者采访权、公众知情权，集思广益营救生命，个人责任放在其次；有人以自己的官位为重，隔绝关注，力图把事情捂住盖住，逃避责任追究成了第一要务。
公开救援现场，是一个运用群体智慧救人的过程。印度当地电视台记者将一个闭路电视摄像机降到了井下，将井下画面传上来，通过摄像头的准确定位，救援人员及时掌握着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状态，随时调整救援方案。
深圳幼童营救行动现场人员采取几种方案，事后网友读了文字报道后却称“感觉一点不专业，和拆违建的民工没两样”；还有网友提供办法称“只需半个小时就可救起”……很可惜，一些值得考虑的办法无法传递到现场付诸实践，事后也没有影像资料比照论证其可行性，为今后同类事件的处理提供方法借鉴。(《中国青年报》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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