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保护野生动物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一般公众和舆论很难就此作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拍卖除了形式的公开，还必须给以充分而公开的理由，说服公众相信“猎杀正是为了保护”才行。遗憾的是，国家林业局官员迄今为止给
国家林业局官员在列举公开拍卖狩猎权的好处时，曾举例称，“一个县政府的干部，一个冬季就能猎杀8至15头盘羊，数十万美元，就被他们招待出去了。”言下之意，盘羊由县政府干部偷偷地杀，不如外国狩猎者公开地杀，国家还能坐收数十万美元收入。但是，卖钱不是野生动物的最高价值，公开也不是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最高要求，对野生动物给予有效的保护，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更高职责所在。
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六款称，“为调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才允许猎捕，林业局官员以此作为支持此次公开拍卖狩猎权的合法依据。但此次拍卖中，15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作为“指标”被列入拍卖对象，其理由是相对于6000头的保有总量而言，减少15头也不足以威胁其种群。于是，《条例》中“必须猎捕”的最高要求，被“可以猎捕”的最低标准所取代。但这与以猎杀手段“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着本质的区别。
8月11日，国家林业局发言人宣布，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与舆论监督，完善拍卖条款，该项拍卖延后，今后择机进行。舆论暂时说服了政府。但愿延后的结果，不是让政府部门放弃“阳光”重新回到“暗箱”，也希望再次拍卖时，公众的疑虑能得到解释。(《北京青年报》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