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文库，也就是地下档案库，负责两万余份中央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和地方文件的收集和保管。
1931年2月，中央文秘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得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安置中央的文件。张唯一四处寻找房子，终于选定上海金陵中路
不久后，革命转入低潮，上海形势十分危险，党中央撤往井冈山根据地。此后，中央文库移交给上海中央局代管。
1932年4月，陈为人和妻子接受了保管地下文库的任务。夫妻俩找了一份职业做掩护，陈为人是“木器行老板”，陈妻是小学教师。他们白天做生意，晚上在家里整理文件。为了便于文件的保管和转移，夫妇俩想办法缩小文件的体积。他们将厚纸文件抄在薄纸上、将大字抄成小字，再剪去文件四周没有字的白边。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了。两天后，陈妻前去接头，也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好在敌人内部有我们的内线，陈为人当天就得到了妻子出事的消息。此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去营救自己的亲人，而是考虑如何安全地火速迁移地下文库。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要很快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陈为人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终于找到一幢比较理想但要价昂贵的房子。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中断了联系，失去了来自党组织提供的经费，而他自己也是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是，为了文件的安全，陈为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租下了这幢房子。为了交纳每月30元的房租，陈为人将自家的东西几乎变卖一空，有时一天仅以两餐红薯充饥。在艰难的日子里，他的肺病越来越重，经常吐血，可是无钱医治。待找到党组织时，陈为人终于一病不起。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弥留之际，他说：“如果出了问题，无法挽救，就放火烧了我的家，我要与文件共焚。”
1940年，中央文库由缪谷稔接管。文件被转移到缪谷稔在上海郊区自己的家里。缪谷稔生活穷困，巨大的压力，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1942年7月，党组织为让缪谷稔安心养病，决定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经党组织批准，陈来生把文库搬迁到以其弟名义租住的新闸路944弄一个小阁楼里。然而，新的中央文库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原来，新库址启用不久，党组织就注意到，这里的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不够安全，文库必须另迁它处。
这样，陈来生喘息未定，就又开始了文库的新的迁移。他向岳父借了一笔款，另租了一处房子，表面上经营面粉、切面生意，文件则藏在面坊阁楼上，并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而后，顺着“文件墙”的外面钉了一层木板，木板上再糊上报纸，做成了一堵难以看出来的夹壁墙。
抗战胜利前夕，陈来生的上级不幸被捕，在紧急情况下，他带领家人将文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来生将文件如数交给了上海市委。如今，这批经历腥风血雨的珍贵文件，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
（《无形战线》徐福生主编嵇立群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