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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的足迹(下)

2006-09-21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毛泽东青年时住过的北长街20号福佑寺

沙滩红楼

走进北京东城区沙滩北大红楼(今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层西头的第三间房间就是毛泽东当

年当图书管理员的阅览室。在30平米左右的空间里,摆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书架。四周的墙上分别挂有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相片。当我准备拍照时,工作人员怎么也不肯。无奈只好找到副馆长郭俊英,在我说明来意后,我们才有机会拍下了毛泽东在红楼工作的环境。

毛泽东一到北京就得挣钱糊口。在杨昌济的帮助下,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受了贫困交加的毛泽东。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图书馆设在红楼的一楼,毛泽东在第三阅报室工作,薪俸每月才8元。那时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元,胡适为200元,陈独秀为300元。尽管如此,这也足够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了,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可以用来看书。

红楼里的工作给毛泽东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在这里近距离地见到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1936年毛泽东跟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1919年3月12日,“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的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

北长街20号

福佑寺红色的大门格外耀眼,但大门始终关闭着,偶尔有几辆高级轿车进出,听附近居民说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处。我试图进去拍摄,保安没搭理就把门关上了。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领导了声援北京的一系列爱国活动。但活动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打压。当张敬尧强迫毛泽东解散湖南学联时,他开始领导学联、新民学会等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大混蛋张敬尧”运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他就住在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这个喇嘛庙中。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力量的毛泽东,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并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

隆冬的北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白天组织旅京湘人在新华门总理府、前门等处游行请愿;晚上在福佑寺里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在他的指挥下,“驱张运动”很快取得了胜利。最终在直系军阀和湘军的威胁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

然而,“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建设?中国如何改造?毛泽东的脑海里开始有了更深远的考虑。毛泽东在“自传”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北京青年报》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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