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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伯母关心我的婚事

2006-10-0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世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牵挂的还是我的婚事。

1958年的夏天

,妈妈的一个朋友将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我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伯父却说:“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我爽快地答应了。

又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把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介绍给我。伯父一听很高兴,便吩咐卫士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但由于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伯母却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无孔不入,你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一旦你俩成了夫妻,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

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我就请伯母作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

  (《触摸红墙――走近伟人身边》吴志菲余玮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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