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初，中华书局的李晨光先生送我一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这本书汇集了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等六位日本中国学家在20世纪前半期来华访书的个人纪事。他们多次来华，利用清末、民初中国处于混乱状态之际，遍游中华大地，搜求中国典籍的珍本善刻，捆载而去，使大批中华典籍成为日本中国学方面足资夸耀的“国
这本书辑译者之一的钱婉约女士，是钱穆先生的孙女。她在该书的《绪论》中分析日本学人来华访书的时代背景时说: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寻求发展的机会，考察中国社会，并点滴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两段话揭示出日本学人来华访书活动的实质，而其中“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这三句话，对我这个饱经日本侵华创伤的人来说，不啻是浇了一头冷水。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日本学人来华访书活动的实质，就在于“渗透”与“殖民”。 （《北京日报》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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