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雄史诗，长征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但有关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1936年7月初，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此时，著名左翼作家丁玲也到达陕北。她和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统稿，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英雄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方面军的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首先，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言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实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红军干部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所致。1937年春，张国焘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批判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
长征叙述的转变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63年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
的同时，更加突出遵义会议，强调毛泽东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伪造历史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红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的巨大贡献。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以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除毛泽东外，又补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