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0日，陶新民、严萍夫妇终于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夜总会门口找到做了两个月保安、又黑又瘦的儿子思奇。夫妻俩忍不住抱着儿子失声痛哭：“我们不该逼你去澳大利亚留学呀!”
父母出国未成，倾其所有送子留学
陶新民198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
当时，国内掀起出国热潮，陶新民也十分渴望出国深造。然而，他家在河南农村，严萍的父母是北京一家毛纺厂的普通工人，双方家庭既没有钱又没有关系。于是，陶新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考托福拿奖学金，拿定主意后，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外语上。
1989年春天，陶新民参加托福考试，但成绩不理想。第二年春天，他又去考，取得好成绩，有一所美国大学同意录取他，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担保人。陶新民的留学梦最终破灭。自此，陶新民夫妇把出国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转眼，思奇上中学了，上的是普通中学，成绩不太理想。陶新民夫妇心里很着急，又是监督儿子学习，又是给儿子请家教。但是，效果并不好。
2003年春节期间，陶新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有一个同学听陶新民讲起儿子的情况，便说：“你干吗不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我女儿正在办去美国读中学的手续，将来就让她在美国上大学、读研究生，肯定会比国内强。”
从那以后，陶新民夫妇为儿子留学的事忙开了，他们到处搜集有关留学的信息，一场不落地参加国外学校办的招生咨询会。经过一番了解和比较，他们盯上了澳大利亚：那里社会环境好，费用相对便宜，一年下来，学费加生活费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0万元；上高一时申请读11年级，将来可以直接升大学。他们为儿子选中了悉尼的一所公立中学。
接下来，陶新民夫妇开始为儿子筹钱。这些年，设计院的效益不太好，他们花5万多元买下单位分的公房，省吃俭用只攒了不到10万元。夫妻俩辛辛苦苦地忙碌，一点一点地攒钱。
2004年11月，思奇赴澳大利亚留学的一切手续全办妥了。严萍对儿子说：“为了让你出国，我们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拿了出来，还向亲戚朋友借了钱。思奇，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呀!一定要为我们争气!”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听说思奇一个人出国，都表示坚决反对。陶新民夫妇分别去做父母的思想工作，说这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让孩子吃点苦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老人们只能叹气。
2005年1月，陶新民夫妇终于将儿子送出国门。
父母扬眉吐气，儿子却在国外郁郁寡欢
单位的同事听说思奇去了澳大利亚留学，纷纷向陶新民夫妇表示祝贺，就连过去对他们态度冷漠的同事也热情起来。陶新民夫妇可谓扬眉吐气。
此时，在澳大利亚的思奇生活得很不开心。上课时，他老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他打电话回家，向父母诉说自己的苦恼。母亲对他说：“你一定要努力呀!如果通不过考试就要留级，爸爸妈妈就得多花10多万元!”思奇感到压力更大了。
班里除了一个男生来自福建，其他全是外国人。那个福建籍男生住在做生意的叔叔家，只有上课的时候才去学校。思奇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感到特别孤独。
思奇每天上课，都用录音机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录下来。晚上回到住处，反复地听，听不懂就查字典，直到把老师讲的内容全弄明白了才睡。为此，他常常熬到凌晨才上床。
每天夜里11时多，思奇就饿了。一天，他对房东太太说：“能不能给我加一顿夜宵?”房东太太拉长脸说：“你天天那么晚睡，耗费那么多电，我们没让你
加钱，你反倒想加夜宵!”思奇说：“我实在太饿了，给我点剩饭也行。”房东太太想了想，说：“行，那晚上就多做点，给你剩点吧。不过，你得每星期帮我把院子里的草坪剪了。”
到了周末，房东太太早早就把思奇叫起来，让他去院子里干活。思奇哪里干过活呀!他笨拙地拿起剪刀剪草坪，草坪被他剪得凹凸不平。最后，他手磨出了水泡，还挨房东太太的骂，晚上，他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懊恼不已：还以为到国外留学是美事，岂料吃苦还挨骂!
房东一家很苛刻，思奇在那里只住了一个学期就搬走了，和一个印度同学合租一间房子。印度同学让他先垫交半年房租，买床垫等生活用品，还说自己随后就还钱。思奇没有生活经验，轻信了他，掏钱交了房租、买了床垫等。后来，那个印度同学每次都找借口不还钱。再后来，那个印度同学不辞而别，再没回来，也再没去上课。思奇白白损失了近1万元人民币。
父母卖房筹学费，儿子逃回国内做保安
2005年8月初，严萍腰疼、乏力、尿里带血，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肾炎。医生说，这是因为劳累过度所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否则会发展成肾病综合征、尿毒症。严萍倒在丈夫的怀里伤心痛哭：“这可怎么办啊?”
由于医药费不能全部报销，严萍住院半个月，自己掏了近3万元。本来她和丈夫已经给儿子攒了7万多元，现在只剩下4万元了。
医生叮嘱严萍：“一年之内不能过分劳累，要继续服药。”这意味着她不仅不能挣钱，而且要花比较多的钱。尽管这样，离儿子需要的10万元人民币还是相差得很远。加上欧元升值，他们几乎要多支出近2万元人民币。
又该给儿子汇去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了，陶新民夫妇整天唉声叹气。一天，陶新民对妻子说：“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房价正在往上涨，这套两居室大概能卖30多万元，儿子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有着落了。等你养好了身体，咱们再去挣钱。”严萍含泪点点头。
2005年12月底，陶新民夫妇将房子卖了，拿到了35万元。之后，他们每月花800元在通州区租了一套小房子。为了不让单位的同事笑话，他们对外说自己买了一套大房子，所以才把原来住的房子卖了。
2006年1月初，思奇给父母打电话，说自己想回家过春节。陶新民夫妇虽然也很想儿子，但考虑到儿子回国仅仅飞机票就要花去5000多元，只好狠狠心说：“你还是利用寒假好好学习吧，明年再回来。”
此后，每每想到父母为他作出的重大牺牲，想到父母为了给他筹集学费竟然把房子卖了，思奇更感到压力巨大。
寒假里，同学们回国的回国，不回国的便结伴旅游，只有思奇独自呆在出租屋里，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学习。一天早晨，思奇醒来后觉得头痛欲裂，用手一摸，是发烧。但是，他不敢去医院，只是躺在床上硬挺着。躺着躺着，他感到口渴，却连起来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这时，他想起父母，忍不住哭了起来。
2006年2月，思奇升入12年级。班里来了一个家里很有钱的、蛮横的日本同学，他的名字叫小野。
小野对中国同学很不友好，常常找思奇的茬。一次考试时，思奇的成绩比小野好，小野故意让思奇帮他去买汉堡包，思奇不肯，他就冲上来骂。思奇恨透了小野，和小野动了手，小野的一根手指被他打肿了。
思奇不肯向小野低头，小野就经常找他的麻烦。一天放学后，思奇准备回住处，小野叫来几个日本学生堵住他，非要他赔礼道歉不可，见思奇不肯道歉，就带着那几个日本学生冲上去，将思奇打倒在地。小野说：“我限你10天之内从我眼前彻底消失。否则，我就让你去死!”
这回，思奇感到很害怕。思奇本来就不想在澳大利亚呆下去，现在生命受到威胁，就更想回国了。
那天晚上，思奇拨通父母的电话：“爸，妈，我在这里实在呆不下去了，我想回国。”陶新民很生气：“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别人出国都好好的，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要回来?”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思奇抱着电话哭了很久。一夜未眠，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偷偷回国。
2006年3月14日，思奇飞回了北京。踏上北京的土地，他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但是，他不敢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只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白天他到外面瞎转，晚上回旅馆睡觉。
思奇原以为，自己身上带的钱足够花半年的，到时再慢慢做父母的思想工作。谁知一天他上街时，放在小旅馆的箱子被小偷偷走了，所有的银行卡和现金不翼而飞，他口袋里只剩下不到200元。
没有钱了，思奇只好找工作。好不容易，他在朝阳区一家夜总会找到做保安的工作。有好几次，他悄悄跑到父母单位的门口，远远望父母一眼，然后含泪走开。每隔一个星期，他会给父母打电话，谎称自己还在澳大利亚。
2006年5月20日晚上，陶新民夫妇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在一家夜总会门口见到思奇穿着保安制服。陶新民夫妇愣住了：“你没看错吧?思奇在澳大利亚呀!”朋友说：“我觉得自己没看错。要不，你们亲自去看一下。”
陶新民夫妇立即打车到那家夜总会，果然看见儿子穿着保安服在指挥客人停车。思奇又黑又瘦，保安服套在他身上显得很肥大。陶新民夫妇跑上前去，抱着儿子痛哭流涕。思奇委屈地流泪，说：“我在国外实在受不了了，我宁愿做保安也不想出国。爸爸妈妈，你们别逼我好吗?”望着变得瘦弱、呆滞而忧郁的儿子，听完儿子讲述国外的遭遇，陶新民夫妇后悔不已。
接受采访时，陶新民夫妇对笔者说：“我们不该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顾儿子的感受。希望那些想把孩子送出国的父母多为孩子考虑一下，看孩子的性格是否适合国外生活，如果孩子在国外过得不开心，一定不能强硬阻止他们回国。我们不希望看到思奇的悲剧重演。” (《家庭》2006年11月上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