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对这次学部委员聘任，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这年4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
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61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5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五位分别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或处长，但部长陆定一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学部委员，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1943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他1947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这样的人，能认为是没有学问的人吗？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