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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弗”余澜与裘祖贻之死

2006-11-1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10月31日深夜,因“欣弗”事件被免职的安徽华源药业公司前总经理裘祖贻自杀。在公司大院里心事重重地徘徊了14天后,他把自己送进亲手结好的绳圈。

之前的日

裘祖贻的尸体,直到第二天(11月1日)下午才被发现。

这并不奇怪,原本忙碌得电话不断的前总经理裘祖贻,从两周前开始,就罕有人再找他办事。

10月16日,因为对“欣弗”事件负有领导责任,他被公司撤职。但已无任何职务的他仍没法离开,华源公司要求他协助新上任的老总“处理善后事宜”。从那时起,他在安徽华源公司,就成了一个尴尬角色。

员工们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一向忙忙碌碌的裘祖贻,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平时,“他见了人都会打声招呼,但那段时间,就只见到他闷声不响、低头走路,喊喊他,总觉着有点神情恍惚。”

国家药监局认定,劣质“欣弗”造成的伤害者约为100例左右,自此不断有“欣弗”的受害者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死亡女童刘思辰的母亲郭平,是11月1日从黑龙江到阜阳讨说法的18人中的一个。18人中,只有2人是城区居民,其他全是地道农民。

郭平说,成为“欣弗”受害者后,他们曾“整天找黑龙江药监局、信访办,连续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

10月12日,18人从黑龙江出发,决定另辟蹊径。

第一站是北京。在北京逗留数日后,10月17日到19日三天,他们见到厂家委托的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红旗,还有厂家派来的四位谈判代表。

受害者们要求按照购买药品时的价格进行赔付,最低在六七万,最高六七十万元。药厂觉得患者开价过高,不辞而别。留话“让走司法程序”。

裘祖贻出事前,在华源登记在案的人数就已超过400例。不断增加的受害者名单,让裘祖贻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郁。

有员工证实,被撤职后不久,裘的身体就迅速恶化。曾有公司副总劝他回上海去休养,被他断然拒绝。一名职工转述他的话,“工人的钱借给厂里了,我走了,怎么对得起这些人……”

员工们回忆说,10月31日早上,裘祖贻还到厂里转了转。下午起,就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公司“闹事”,才有人想到了他们的“裘总”。

“我随‘欣弗’而去”

10月21日,从黑龙江来阜阳讨说法的18人决定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抵达上海。在华源集团总部,他们得到了答复:“两三天之内协商黑龙江政府,把绿色通道开开。他们还答应会协助卫生部、FDA对患者进行鉴定。”

被安抚了情绪的受害者,10月24日重新回到了北京。“走访了国务院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让上国资委,国资委让上华源公司。”

10月31日,他们坐上了北京至阜阳的通宵火车。

11月1日凌晨6点多的阜阳,仍是瑟瑟寒风,18名受害者一下火车,就守在了厂门口。

“他们在厂门前摆花圈、烧冥纸。”公司保卫部的人说,这样的受害者,他们几乎每周都会碰上几个。裘祖贻要求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几次,裘祖贻想亲自出面去见受害者,但被员工们拦住了,“怕被打”。

但受害者们说的却是另一件事,“不到一个小时,二楼就扯出管子往下浇。下午两点左右,出来了一些人驱散围观的人。”

公司的人拨打了110,警察赶到了现场。这时有人想起了负责“善后”的前老总裘祖贻。他们发现,裘祖贻已整整一天没来上班了。

公司干部纷纷拿出手机不断拨打他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找人的电话一直打到裘祖贻的上海家中,但还是没有消息。

华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栋、刘新民,保安部经理杨中山,一路急走,赶到了裘祖贻租住的地方――阜阳市颍上南路粮运小区临街楼的202室。

经理们不停敲门喊他们的前领导,大门仍然一直紧闭。10点多,房东郑克刚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一抬头,他们就看到了前老总裘祖贻。一条绳子从客厅最中央的天花板上穿过,结成绳圈垂下,地板上突兀地摆放着一张小木椅。56岁的裘祖贻双脚空悬。

客厅的桌上,放着裘祖贻分别写给同事、妻子、儿子及小孙女的4封遗书。在给同事的遗书中,裘祖贻提及了自己的巨大压力,“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请同事们帮我安排,我随‘欣弗’而去。”

因何走上绝路

11月3日阜阳市公安局出具的报告记载了发现裘祖贻自杀的全部过程。警方的结论是,裘祖贻应系自缢死亡。报告说,裘祖贻的妻子范越菲和儿子对自杀不持异议。

出于对裘祖贻的爱戴和信任,员工们在公司扩大生产时,还应要求交了大量的集资款。从裘祖贻的遗书分析,这些钱的归还问题,部分导致裘祖贻走上绝路。

公司柠檬酸车间工人小章证实,2004年,厂里为扩大生产向职工集资,他和家人一共交了14万元。2005年,公司为增加一个塑瓶三车间,再次向职工集资。同时提出“买工”的集资方式:“只要拿出15万元就能到厂里上班,三年后全额退款,但没有利息。”小章说。

“患者感觉药卖得贵,是药厂赚了钱。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中间的代理商和医院,还有那些拿回扣的医生。”一位业内人士称,药厂只有薄利可图,几乎丧失了风险的抵抗能力。

举例而言,今年6月至7月底,安徽华源公司约生产了368万瓶“欣弗”,其中约318万瓶销往全国26个省区市。以每瓶出厂价1.5元计算,公司生产“欣弗”的利润,一年不超过500万元。

1.5元是一级代理商能拿到的价格。经过层层代理的加价后,到了医院开处方时,患者能拿到的“欣弗”,药价已经达到了38元一瓶――翻了整整25倍!

中间的差价,一些落入了药品代理商的腰包,另一些则以回扣的方式,落入了决定药品采购权的医院和医生手中。

表面上看,公司回收的药品仍以出厂价计算,亏损不大。但隐性的危机来自于代理商的催款,由于已层层签定合同,各种代理商仍会要求公司赔偿自己的差价损失。以每瓶30元计算,318万瓶,就接近一亿元。

公司的员工说,“欣弗”出事,除了患者,受害者眼中“财大气粗”的药厂,实际上也是这一销售体制的受害者。

“受害者漫天开价,动不动就几十万上百万。”但实际上,从“欣弗”出事后,公司停产,经济已彻底陷入困境。“8月开始,到现在都发不出工资。”安徽华源药厂柠檬酸车间主任孙广涛说。

阜阳市政府一位知情者证实说,从公司一位高层处得知,公司在欣弗案后,贷款8000多万元,集资款7000多万元,还有无法收回的药款呆坏账,已接近两个亿。

10月18日,黑龙江那18名患者曾经与厂方代表在北京谈判。最终谈判破裂。

公司方面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们认为每个病例只能赔付几千元,而患者方面则提出最低在6到7万元――相差太大。

身后事

56岁的裘祖贻在这家企业工作了整整36年。1968年,裘祖贻作为上海知青插队到阜阳市颍东区(原阜阳县),1970年进入了“华源”的前身阜阳制药厂。

2000年,阜阳制药厂被上海华源集团并购,成立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裘祖贻出任销售副总经理。后来,裘祖贻因为身体原因,有段时间回到了上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裘祖贻已经是制药厂分管销售的副厂长,“当时威信就很高了。”孙广涛说,裘祖贻在公司员工心中的分量,在2002年后达到了顶峰。

据华源公司的内部刊物《中国华源报》2002年8月1日的报道,当时,公司2002年一季度已亏损659.65万元。当年2月,裘祖贻临危受命,回到安徽华源,出任总经理一职。“通过三个月的努力使公司生产经营形势明显好转。4月份减亏110.49万元;5月份减亏169.5万元,盈利6.18万元;6月份盈利50万元。”

“欣弗事件”前,公司一线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已达到1700多元,另外工厂还为每个职工每月交纳两三百元的各种保险。而今年安徽省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5年阜阳市的在岗职工人均月收入不到1000元。

裘祖贻行事低调。他所住小区的门卫老潘回忆说,裘祖贻上下班有时会有车接送,有时就自己步行。每次进出,都会跟门卫打招呼,“不穿名牌,一点架子没有。这么大公司的总经理,还要租房子住。啧啧。”阜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浩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愿对裘祖贻之死作任何答复,他不断强调,“这只是私人的事。他们是上海的企业,我们市政府不管。省市药监局已经和公司协调处理,‘欣弗案’由他们负责,我们只是负责协助他们处理工作。”

此前的“齐二药事件”中,国务院曾出面协调,由国家药监局和卫生部组成的联合专家评估组负责处理善后工作。但在“欣弗”事件发生4个月之后,类似的机构设置一直迟迟未能建立。

这让受害者们异常困惑,他们四处出击,却处处碰壁。

11月1日,值孩子死去100天,中午趁公司员工们换班,郭平在厂家楼下烧了几张纸。

第二天,受害者们直接去了安徽省药监局,“赵主任、高主任接待的,开了单,让上阜阳药监局”。

受害者还直接找到了国家药监局。

这次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正在组建这个医疗鉴定小组,正在请示有关部门、相关领导,正在协调。”

裘祖贻没有等来这个医疗鉴定小组的成立。(《南方周末》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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