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短信到约定采访不过10分钟。
认识李子勋是在CCTV-12的《心理访谈》节目，这位出镜率最高的“坐堂”专家，总是在深夜11点之后，为有
各种心理问题的咨询者温柔解惑。斯斯文文戴一金丝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略带四川口音，还总笑眯眯的，似乎无所不能。
李子勋的身后，追着一帮年龄不一的“粉丝”，以女性居多。没想到前几天，四处掐架、和母亲掐得最凶的王朔也“粉丝”一把，“打算带她去让李子勋给调解一下关系。”
据说，这位中日友好医院的“明星”大夫，每周的心理门诊都人满为患，预约电话更是被打爆。
我想做心理医生
李子勋1983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分配到北京后，做了几年住院医生，深得病人信任。个性再古怪的病人，在他面前也服服贴贴。“这并不是我的医术有多高明，只不过天生的共情能力好点，比较能感同身受。如果一个病人接受一个医生，信赖他，肌体也会愈合得快，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范畴。”
1989年，卫生部要求各医院开设心理门诊，李子勋得知这个消息后，积极争取：我想做心理医生。从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学成归来，李子勋成为当时心理科唯一的一名医生。
善于聆听，更擅长引导
李子勋从不把心理学看成一种学术，而把它当作一种服务、一种关怀。“我们不是为了显示权威，而在用规律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增加你的幸福感，改善你的夫妻关系，增加你对孩子的教育。只是给出一个方向或视角，是否能从困扰中出来全靠当事人自己。”
我说每一句话，李子勋都在听，会观察你的情绪，轻轻询问“理解吗？”“对吗？”或者来一个会心的鼓励“说得好！”他善于聆听，更擅长引导。
“因为很多心理医生仍然奉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精神分析学说，竭尽全力挖掘出你埋藏在过去经历中的各种体验，好像就可以帮助你改变现状。这样的心理治疗也太容易了，一个傻子都可以做……做心理咨询时，我的头脑要保持无知的状态，处理一个问题时，要考虑需不需要早年的东西，如果不需要就不碰，如果需要，也要重新建构一个东西，而不至于说早年的生活就决定到你现在。”
心理学家是建筑师
李子勋认为，心理学家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建筑师。一位女士提出离婚，说老公有外遇，好像是原因，但是你把事情的时间序列拉得足够长，会发现这个原因就已经是结果了，并不是因为外遇所以离婚，有可能想离婚才外遇。
他说：一位太太总是周期性的外遇，且难以控制，先生很爱她，也很痛苦。治疗时，我发现这位太太在中学、大学时都有周期性的抑郁，每次恋爱不能持久。那么我就假设正是有一个很深的抑郁存在，所以这位太太必须靠一种情绪的兴奋性，使自己不陷入抑郁的困境，但是她找不到更有益的资源，只好选择跟一个男人发生激情。
丈夫听到后，觉得妻子尽管肇事，同时她又是受害者――是被抑郁症逼的。从婚姻本身来说，这个假设是“有效”的，它会使这个婚姻的焦虑减轻。而丈夫也会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不让太太选择这种方式？
我绝不会说“她不爱你”、“你没有激情，不能满足她”这样的话，可能这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无效”。
有位优秀的男演员，开始来治疗时，老觉得衣领高了就难受，我告诉他，这个问题不要吃药，保持这种焦虑对你很好，因为你没有别的方式释放情绪。但是别的医生就给他吃抗抑郁药，一吃好了，不焦虑了。这么吃了三年，三年之后怎么样？心梗，做搭桥术。为什么？好不容易有个释放的途径，你还给他压制下去。现在，他再也当不了演员，身体也不好。那你能说让他情绪变得好，是“有效”吗？心理医生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研究哪些反应是有效，哪些只是假象。
李子勋与父亲
“一个心理医生在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内心压力之前，决不允许出诊。”心理医生，首先是问题最多的人，其次才是问题最少的人。在海德堡接受心理分析训练时，李子勋每天苦练坐功，经受德国老师600小时的分析之后，精神被分析得体无完肤。他发现自己无法与权力并存，老师分析的原因是他童年与父亲关系不好。
“我父亲是一个严谨的人，而我自由散漫，还很逆反，一度冲突很多，在家里像陌生人似的。直到16岁，我去农场给被下放的父亲送冬衣，看到父亲苍老的样子，内心一下感觉很痛。那天，他突然放下架子跟我说了很多的知心话。‘我对你格外严格，是觉得你比较淘气，怕你惹祸。父亲没有能力，你出事我没法保护你。’……那时，我开始尊重和理解我爸了。到现在，他说什么我都会笑着听着，即使他说的不那么适合我，我还是会很认真地听，有时也装傻。”
人人都需要释放
私下里，李子勋和朋友们也会玩得很疯。他也有焦虑，但会找来几本武侠小说，甚至是儿童连环画，“不走脑子就行，或者旅游，看看蓝天大海。我知道我需要释放。”
或许是经常讨论死亡、自杀、孤独等深层话题，李子勋对生命的感觉相当超越，“包括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难。珍视每一天、每一分钟地活着，存在就要快乐。” (《三月风》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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