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特别是首都都在为2008年奥运会积极筹备各项事务，老百姓也在热情建言献策。作为北京百姓的一员，笔者建议：北京应建一处“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博物馆。
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从此在
经利玛窦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涵盖了极其广泛的领域。
地理学：他绘制了包括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他告诉中国人地球是一个球体；他对中国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进行了经纬度的测定，修正了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中中国部分里的错误。
天文学：他制作若干件日晷、天球仪等天文仪器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学者和官员；他多次准确地预报了日食和月食；他提出修改中国历法的动议，开启了明末历法改革的滥觞；他撰写和翻译了介绍欧洲天文学的多部著作：《浑盖通宪图说》、《理法器撮要》、《乾坤体义》等。
数学：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寰容较义》等著作。
哲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通过对天主的论证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经院哲学。专家称：这“实际上已经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安瑟伦的思想间接地介绍到中国。”
此外，在介绍机械学、生物学、西医药学、西方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语言学、西方文学方面，他也做出了诸多贡献。他还首次将西方的油画和透视技法带入中国。他带来的体现西方造纸和印刷术的书籍，使中国人耳目一新。
同时，利玛窦通过他发往欧洲的大量书信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把中国的情况比较全面、真实地介绍到欧洲。
“西学东渐”第一人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此，更重要的是，他搭建了一座沟通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这就是“文化适应”政策。
早期来东方的传教士都欲以本国的文化完全征服当地的文化，但是却在中国屡屡碰壁。为改变这种局面，耶稣会远东巡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提出了全新的传教策略：要求传教士中国化，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利玛窦则是这一“文化适应”政策的亲身实践者和开拓者。
正是因为利玛窦开拓了“文化适应”的策略，中西两大文明之间才架起了一座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桥梁。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利玛窦堪称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中国政府的评价
由于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在他1610年去世后，历代中国政府都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新中国的领导人中也不乏对利玛窦等人给予肯定的声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市在利玛窦墓地所在地建设党校，周恩来总理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名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地保留。
“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地被破坏。1978年10月，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决定：重修利玛窦墓地。
此外，中国领导人对利玛窦的继承人――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也给予积极的评价。2005年，胡锦涛访问德国时说：“1622年，著名的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43年。他参与了中国明末的历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实行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在我国学术界和公众中，利玛窦及其伙伴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这段历史无疑是北京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令人遗憾的是，在北京日益开放和走向国际化的今天，至今还没有一处全面展示这段历史的博物馆。 （《?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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