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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在烟花烂漫中坠落

2007-03-18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钱神的微笑

后人谈到晚明,不啻动用“天崩地解、纲纪凌夷”这样吓人的词语,似乎那时的人心已像脱僵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准则。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与此相反,正是在那时,明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准则,而且是惟一可能超越所有等级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在晚明的各色

酒席中,席上总是先将酒敬有钱人。出商人的徽州,妇女们以能否挣钱作为择偶标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记录了当时的贫富分化和拜金风尚。

在钱神的注视下,每个人都不再安分守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定位揉乱了。士商开始互动,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明人也爱秀

在晚明,自我表现的动力和金钱的动力搅和在一起,由上至下,形成了席卷全社会的奢侈之风。

明人重视装修,在房前大厅里雕花,有个文人家居时坐榻四周环列梅花100盆,水仙100盆。养家奴有超过一两千人的。

明人爱秀,最体现在穿衣上。明初关于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的规矩全被僭越:原来士大夫戴的瓦楞棕帽,早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装;优伶、娼妓遍体绫罗,满头珠翠;宫廷内管洒扫、烧火的勤杂工都有穿上蟒衣的。各地人们的衣服模仿京城款式,南京妇女的衣饰,在嘉靖年间十多年一变,自万历后,不到二三年就一个大变化。读书的士子对外表的追求更变态:用红丝绳束发,还化妆。

首辅张居正,出门必喷香水涂面膏,接待一位客人的工夫里,能换四套衣服。

市井的纵乐

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记载:“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从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上可以看到,城市中各种茶楼、浴堂、酒楼、歌馆招牌林立的情形。晚明,不仅大城市中已经有了夜生活,江南的一般市镇也“夜必饮酒”。

晚明时妓女的社会地位很高,妓院就设在考场对面,很多有文化的名妓充当了才子们的“二奶”。有名的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从无闲置。

明代的春宫画更深入人心。上到大画家唐寅、仇英,下到天津杨柳青的村妇都擅长此道。

明人爱玩,有俗一路,还有雅一路。当时名家所著《时尚》《格古要论》《长物志》等书都可看作是购买高档文化手工制品的指南。在传统的“古玩”外,明代出现了“时玩”这一新名词,诸如永乐之漆器,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其价已可与古玩相匹。

骗子、术士与赌徒、流氓

给鸡肉注水,打金饰时,金丝内有银心,用金箔包裹银冒充纯金……各种时下流行的骗术,剔除高科技成分,那时都已出现。

明代从皇帝到小民,都爱赌博。方式有射注、压宝、斗牛、斗鸡、斗鹌鹑、斗蛐蛐、斗纸牌、斗叶子、麻将牌等。文人张岱在龙山脚下设斗鸡社,朋友们就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之类作注。

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多见,因赌致富的多半是流氓。明代南京的流氓有“四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流氓靠打砸抢过日子,警察来了就和警察对打,聪明流氓则懂得“纠合豪棍,中通营兵”。

晚明官场“仕途如市”,贪墨之风盛行,甚至形成一套行贿密语。比如,送了500两银子,就借用孟子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必有王者兴之术已奉上”。在明人奢靡的吃喝旅游行为中,亦有大部分是公费的。

明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陈宝良把晚明社会那段时间,称为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时代,除了“全社会对腐败的淡漠”。他赞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见解:中国近代化从那时已经开始,但这个过程很长,一直没有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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