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起，瑞典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政府被包括全民医保在内的福利重负压得喘不过气。1999年，斯德哥尔摩地区出现第一家私人医院。这家医院既减少了开支，又多看了病人，赢得不少喝彩。然而，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患者在称赞就医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有人抱怨:这里不是谁最需要，谁就能优先接受治疗，而是谁钱交得多
这样的抱怨反映了私立与公立医疗体制的最大区别，而这也正是瑞典人在理念上最难以接受的。最终，医疗私有化的改革非但未能得到民众理解，反而加重了人们对它可能带来的不公正结果的忧虑，担心它可能会改变瑞典医疗体制基础。
2004年，瑞典政府出台新法规，明令禁止医院私有化。法规不允许把医院交给旨在获利的公司去经营，也不允许这样的公司并购医院。当时的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恩奎斯特表示，政府必须维护一个基本的原则，确保医疗服务按需分配。尽管瑞典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是就诊预约等候时间过长，但在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最终选择放弃私有化的改革。(《东方早报》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