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8日，“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这是长沙一中考生走出考场的情景。
1978年3月，时年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
从走进考场起，那代人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台长康宁把他们聚在一起。在该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回忆大学往事，原定首期两个小时的录制时间经常被拉伸至四五个小时。
众人的怀旧中，1980年代往往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人的幸运是以更多同龄人的不幸作为衬托的。”被问及82届的青春往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杂文作家鄢烈山反复强调。
北大：街上流行红裙子
老鬼从山西大同机械厂走进北大新闻系77级的时候，带了一部让他的同龄人不安的小说手稿。这部名为《血色黄昏》的小说以老鬼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蓝本。同班一位同学的妹妹帮老鬼誊抄手稿，抄到一半就抄不下去了，因为“太脏”。脏的不仅仅是发皱的稿纸和修改时涂抹的痕迹，更让女孩无法接受的是小说的内容。
虽然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有知青经历，但有老鬼这般粗粝经验的并不多。刘学红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新闻系77级，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县插队，被分配到林业队，日常的工作是管理果树。1978年2月19日，刘学红写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她写了热汗淋漓的劳动，也写了公社果园的诗情画意――漫山遍野的梨花杏花，瓜果飘香的金秋。
进入北大之后，刘学红保留了记日记的习惯。1981年3月21日，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以3∶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四千多名北大学生集队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和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在同一时期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称为80年代的“最强音”。刘学红在日记里记下了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场面。其中的一个镜头是某女士站在自行车上打起了拍子，想领唱国歌，一不留神唱成了《国际歌》。《国际歌》之后唱《团结就是力量》。能想起来的应景的爱国歌曲一首复一首。
那是人们的激情极容易点燃的时代，李谷一、邓丽君的一首歌，刘晓庆、山口百惠的一部电影，江嘉良、蔡振华的一场胜利，动辄就是万人空巷、举国欢腾。
除了紧跟时事，刘学红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时尚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刘学红有一张烫着大波浪、穿长过膝盖大红连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鲁薇给裁的，刘学红自己扎的。鲁薇从上海买了很多衣服纸样，全宿舍女生几乎都用过她的衣服样子，按照自己的高矮胖瘦，依葫芦画瓢。
与老鬼、刘学红等人同时走进北大校门的77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对当年校园里的学生刊物记忆犹新。她曾参与北大学生刊物《未名湖》最后一期的筹办，全部漆黑的封面，里面刊有史铁生、刘震云的小说，但杂志一印出来，就有人打小报告，杂志遭查封停办。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生刊物在各地大学中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
华南理工：科技可以救国
广州知青霍东龄的入学时间比别人迟了好几天。他的录取通知书寄错了地方。他本来买好了一只鸡、一只鹅，在海南的西联农场等着开庆功宴。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那鹅还老下蛋。一个，两个。攒到有9个蛋，够炒一盘菜了，霍东龄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自小喜欢摆弄收音机的他，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通信工程专业，当年华南理工大学录取线最高的专业。那时候的流行说法是：“男学工，女学医，不三不四学文艺。”最吃香的专业就是电子、电信、建筑、造船等理工科。
霍东龄所在的班里，16岁到32岁的都有。见面问了姓名、老家后，接着的第三个问题就会问以前是干什么的。霍东龄记得班里应届生很少，像他那样的知青占了多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比较，以前是哪一年读书，哪一年毕业；会有意识地去想，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入学之后，全班同学自发早上6点半起来跑步，一跑就好几年，号称要“跑到北京去”。一则锻炼身体，二则避免睡懒觉。霍东龄还提出“三戒”口号：戒电影、电视、娱乐。他记得那时跳舞最厉害的是75级的工农兵学员，简直是“舞林高手”，跳的舞他见都没见过。
在北边学校轰轰烈烈地提“从我做起”、“振兴中华”的时候，华工的霍东龄们更多是在务实和发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国家的期望是建立在我们这一代的认识上，就是认为科技可以救国，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振兴中华”。
当时学校里闹教师荒，两百多号人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坐在后面的要靠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课本不缺，参考书却不够。每出一本参考书，大家都去排队买。华工附近的五山新华书店，也改为专门经营教学参考书。
毕业分配的时候，77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只要拿着那个文凭，再不济，也会有地方抢着让落脚。优秀些的，则立马被视为骨干。
霍东龄进入广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从商，做电子和通信类产品贸易。1995年，霍东龄跟大学同学张跃军一起创办京信通信，现在，京信通信已经是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最主要的外围设备供应商之一。他们同班的77级无线电学生们，也很多成为国内电子电信行业的老总，诸如TCL的总裁李东生、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德生电器的总裁梁伟。
跟父亲当年的惨烈竞争相比，霍东龄女儿的教育经历活泼得多。她自小就被带着出国游历，念完初中后，本来被保送到广州的著名高中，因为不想跟别人在一座独木桥拼个你死我活，高中时就自主去了英国。现在她正在念大三，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跟父亲是同行，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
川美：有节制的“疯狂”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干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跟何多苓的名声仿佛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
杨千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和何多苓共用蜡烛。77级入学之初，宿舍晚熄灯的时间是10点半，每回熄灯之后，敲桌子的敲桌子，拍门的拍门，各个宿舍传出抗议的喧哗之声，后来熄灯时间被延长至11点，学生们知道再闹也没用，每人备下油灯和蜡烛。熄灯之后，点点烛光映在宿舍的窗户上。杨千和何多苓一个宿舍，都在上铺，头挨着头，熄灯之后共用一支蜡烛，西方的小说、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看他们能找到的一切东西。
同学之间年龄、阅历的差距很大，年长的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慢慢成为“大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随者，一个圈子里的人课余扎在宿舍切磋画技。
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溽热，两人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正热汗淋漓的时候，杨千的女朋友在楼下拖着悠长绵软的川音传唤：杨千，我来了――她是来给杨千送鸡汤。脚步越来越近，罗中立和杨千慌手慌脚地找衣服、穿衣服。女友敦嘱杨千“多喝鸡汤”的工夫，附近几个画室的同学已经闻到了味道。女友一走，大家倾巢出动，瞬间把鸡汤分食干净，抹抹嘴回去画画。
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的门插好，不让别人进来，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同学说他可以吹出贝多芬、莫扎特。不过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后来这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1970年代末，国内的美术教育仍然充斥着画正面人物要“红光亮”的教条。从工农中来，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川美77级学生却自觉不自觉地以“小苦旧”和“伤痕美术”挑战“红光亮”的权威。
罗中立创作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父亲》，何多苓画出了《春风已经苏醒》。杨千画了一位被下放的右派亲戚背着行李远去的背影。程丛林请全班同学做模特，创作了《1968年×月×日雪》。画面上是红卫兵械斗的场面，白雪被纷乱的车辙、脚印染脏，和鲜血混在一起。
“我们那时候疯吗？”2006年岁末，已经步入中年的杨千端着咖啡问记者。“我们那时候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得还是很死。我们有同学穿喇叭裤被学校没收，有人因为偷偷在教室里放录音机跳慢三快四被公安局查禁。何多苓因为跟几个女生关系比较好，被怀疑作风有问题，毕业好久分配不到工作。学术上也一样，写实主义是惟一被允许的。重压之下，很多人产生了逆反心理，越不让听不让看，我们对西方的文艺越好奇。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国之后，很多同学陆陆续续都出去了。”(《南方周末》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