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黄霖教授在演讲中说：明代嘉靖以后，大众文学一下子犹如堤岸决口，汹涌而至。长篇通俗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迅速形成了一个出版热潮。《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石点头》等通俗短篇小说也繁盛一时。
大众化的表现一是“通俗”。从《三国志通俗
二是重“真情”。以李卓吾为代表，一批有叛逆思想的人，反对说假话、写假文、做假人，打破一切思想束缚。强调“独抒性灵”，写个人的真性情。
三是求“趣味”。当时的文人喜爱逗笑、调侃、戏谑，因为他们一般都蔑视礼法名教，奉行快乐人生的哲学。明代中后期，如唐伯虎、祝枝山、李贽、徐渭、袁中郎、冯梦龙等名家都喜欢搞笑。在王利器的《历代笑话集》中，晚明的作品几乎占了一半。
但作者也好，读者也好，人心中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本来是好的东西，走得过分了，无底线地强调与暴露个人的欲望，就会有新的问题。
晚明一些欣赏通俗文学的文人，往往有追逐声色之好，生活比较浪漫、放荡，常常混迹于青楼妓院里，骨子里有庸俗的一面。他们重真情，往往就专注于男女的私情和人欲，很容易认为“欲望无罪”，滑进色情的泥坑。像李卓吾、袁中郎等就公开宣称自己“好货好色”等等。当时商业经济活跃，形成了一种对于长期在外的商人的婚外性生活宽容的风气，小说中大量地描写他们狎妓、重婚、偷情，乃至乱伦，不但不谴责，而且往往予以理解，甚至赞美。传统的道德在消解，一味追求小说的趣味时，通俗走向庸俗，真情走向色情，有趣而走向恶趣。这与当代一些人追求“娱乐至上”、“生产快感”，用“下半身写作”，热衷于描写乱伦乱恋、低俗搞笑的作品很有点相像。(《解放日报》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