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纯
初见郑筱萸
1995年，高纯第一次来北京。
他怀揣一份揭发材料，反映他的东家湖南岳阳制药某厂在生
高纯1988年毕业于湖南中医学院药学系，被分配到岳阳制药某厂药品研究所，从事药品研发工作。当时该厂新药研发工作很认真，发酵、提炼、制剂，规规矩矩。可到了1995年，来了一个姓罗的所长，事情发生了变化。
“罗某上来就说，要搞经济效益嘛，我们的工资奖金太低，要翻番。然后，他就提出方案，说不做实验了，直接买产品来做，把科研经费分了。”多年后，高纯说起当时的事情，依然觉得像天方夜谭。
盐酸特拉唑嗪是罗某要推出的新药之一，原是由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品，罗某拿过来，准备当成所里研制的新药报批。高纯当即提出反对，并认为绝不可能通过审批。罗某却说，资料都已经买到，审批环节都已经疏通好了。
罗某让高纯去送样品。没想到，样品打开后，美国雅培公司的防伪标志还留在上面，他感到汗颜。这样做违背职业良心，太坑害病人了。他决意检举。
1995年5月16日，高纯手持身份证来到湖南省药政局，实名举报罗某在生产新药过程中造假。
罗某很快得知消息，准备撤换申报样品。幸而，高纯也提前得到消息，赶到药政局，没给罗某毁掉罪证的机会。罗某不想把事情闹大，提出给高纯30万元让他闭嘴。高纯断然拒绝。
收买政策不灵，罗某来硬的，勒令他下岗。从此，高纯失去工作，开始了揭发药品造假黑幕的职业生涯……
高纯来到国家医药管理局门口，交了材料，提出要见郑筱萸局长。
高纯在附近的地下室住下，一晚8元。那时，高纯还负担得起。他明白，真想见到郑筱萸，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但他觉得值。后来，他回忆说：“我在那儿待了九天，就站在门边上。我上访和别人不同：第一，我是一个人；第二，我拿着身份证；第三，你不让我进，我不闯。我就站在外面，你说可以站我就站；你说可以坐我就坐。我站累了坐着，警卫说不能坐，我就站起来。我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这样。你骂我，我不还嘴；你抓我，我就跑；你打我，我手就这样放着，让你打。”
第九天，几乎绝望的高纯被门卫带进国家医药管理局大院，又由另一个人带着来到一间硕大的办公室。在这里，高纯看见了景仰已久的郑筱萸。
郑筱萸公事公办地听取了高纯的诉说，接受了高纯的材料，并表示一定严格查办，让高纯回去等待。
短短几分钟会见结束了，高纯兴高采烈地走出国家医药管理局大门。等待九天，换来了几分钟接见。高纯认为，那时，郑筱萸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官，他觉得反映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高纯虽然下岗，按规定每个月还能拿到约200元生活费。可厂里知道他去北京上访后，便以各种名义克扣他的生活费。
不久，厂方又通知高纯，说国家六个部委对他下发了通知，像他这样的人不能再领下岗补助。高纯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他一个人的事情会惊动国家六个部委？他要看六部委的通知，厂方说他没有资格看。
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高纯到厂里找罗某评理。罗某叫来保安，把高纯从三楼打到一楼，一个男人对准高纯的裆部狠狠地一脚踩下去，高纯疼得大声惨叫，昏死过去。
妻子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耻骨骨折移位半厘米。高纯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算是伤愈了，但从那以后得了性功能障碍，快10年了，性生活的能力一直没有恢复。
再见郑筱萸
转眼到了1998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撤销，成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国家药监局），郑筱萸任第一任局长，升为副部级，权力更大了。次年，湖南岳阳制药某厂改名湖南岳阳某药业集团（以下简称药业集团），罗某升任副总经理。
距上次见到郑筱萸已经整整四年，高纯在盼望和等待中艰难地生活着。他一度绝望，但通过媒体看到郑筱萸提升，而且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局长接待日的广告，他又动心了，他还想去北京找郑筱萸，遭到一家人反对。
高纯的妻子、岳父都是药业集团的职工。岳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技术人员，对高纯一度非常喜欢。自从高纯开始揭露厂方黑幕，岳父就劝他随波逐流，留口饭吃。高纯却一条道走到黑，厂方对他岳父和妻子施加压力，岳父劝不住他，就逼女儿与他离婚，厂方也要求高纯妻子与他划清界限。
高纯与妻子感情很好，女儿天真活泼，本来可以过上幸福日子，可高纯的行为让一家人担惊受怕。妻子劝过高纯，但高纯决心已定，妻子转而支持他。很快，妻子也失去了工作。岳父更加生气，逼女儿与高纯离婚。妻子顶不住压力，高纯也不想让妻子太为难，夫妻俩办了离婚手续，但还维持着夫妻关系。
高纯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老三，是家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为供他念书，好几个弟妹都没上学。兄弟姐妹都指望他学业有成能帮帮他们，没想到高纯非但帮不了他们，还向他们借钱告状。大家都生高纯的气。
高纯母亲已经在1993年去世。父亲的房子在1998年的洪水中冲毁，老人在华容县城借了间旧房子住着，靠捡破烂谋生，后来患上直肠癌，卧病在床。高纯想把父亲送进医院，但实在没钱，他挣的一点钱都用来寄材料、发传真、打电话告状用了……家境如此，高纯心里难过，却放不下上访的事，只好把父亲托付给兄弟姐妹，再次踏上去北京的路……
高纯直奔国家药监局大门，自然又被门卫拦住。高纯把材料留下，但不相信材料能转给郑筱萸，决定住下来等。
高纯身上的钱少得可怜，不敢住旅馆。西直门立交桥离药监局近，高纯就睡在桥下，一住十几天。每天早晨药监局一上班，他就去门口等，一直等到晚上下班。
高纯终于打动药监局门卫和办公厅的人，他们把他带到郑筱萸面前。郑筱萸却不记得四年前接见过高纯，高纯叙述四年前的事情时，郑筱萸反问：“已经解决了嘛，你怎么又来了？”高纯说：“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假药出得更多了，而且涉及国家药监局的一些人。”
高纯通过自己的调查，发现药业集团之所以能够弄到克拉霉素的批文，与李眉不无关系。1992年，在北京某研究所工作的李眉，篡改湖南省药检所公文，将其一份变为二份，以骗取环丙沙星新药证书并获得12.5万元转让费。后来，李眉调入卫生部药品审评中心，该部门后划归国家药监局，成为郑筱萸的麾下，高纯当然不会放过在郑筱萸面前揭发李眉的机会。郑筱萸闻听非常惊讶和愤怒，说药监局的人竟然敢这样做，一定严查严办。
接见仍只有短短几分钟。高纯再次相信了郑筱萸，依然认为郑筱萸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官。
在高纯第二次见过郑筱萸几个月后，药监局终于派监察专员梁志敬带人到岳阳找到高纯，将李眉更改湖南省药检所公文的原件带走。高纯看到了希望，痛快地提供了证据，连复印件都没留下。
高纯以为国家药监局的调查总可以让药业集团收敛一点，可是恰恰相反，假药照做。高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国家药监局的调查反而让事情恶化了？
此后，高纯连续几个月耗在北京，徘徊在国家药监局周围。每逢局长接待日就去上访。他多次要求找郑筱萸面谈，都被门卫拦住。
高纯到过浙江、安徽、云南、广东、辽宁等省，以打工名义深入到许多药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药监系统和药厂的黑暗，他绝对不敢相信。
郑筱萸自当上国家药监局局长，推行了两件大事：一是让全国药厂接受《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一是新药的地方标准批文换成国家标准批文。表面上看这两件事都没错，可在实行过程中，完全成为郑筱萸和整个药监系统疯狂敛财的手段。药厂为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必须购买大量仪器设备，各级药监局在设备购销上大捞钱财。
国家药监局统一新药批文，本来是为控制新药数量，并有效地监督新药生产过程，可批文却成了药监系统一些人发财的工具。有些人专门做批文生意，全国一度有100多家专做批文生意的皮包公司，一份新药批文能卖几十万元，有的上百万元，最高的甚至卖到300万元。郑筱萸的妻子和儿子都干过购销医疗设备和倒卖批文的生意。由于药监局监管完全失控，致使新药猛增，2004年竟然批了1万多种新药，而且药价高得惊人，贻害全社会。
谁为“揭黑英雄”做主
由于检举整个药监系统的问题，高纯触动了全行业利益，成为整个药监系统的公敌，经常有人追踪他，扬言要他的命。高纯流浪打工，在广州居多，却时刻关注着国家药监局的动静。
网络上举办《我的中国梦》征文，高纯奋笔疾书，列举国家药监局的12条罪状，发表出11条，震惊网民，轰动全国。
郑筱萸终于东窗事发，在2006年12月被中纪委“双规”。国家药监局近200名干部被查出存在问题，多数人持有药厂赠送的股份。
高纯以为，郑筱萸已经落马了，他的问题也该得到落实，可情况远不是这样。
罗某已自立门户，另开办一家自己的药厂。药业集团已被掏空，岌岌可危。一些药厂造假现象仍然存在，郑筱萸遗留下来的假药问题，仍然随时都会危及病人生命。高纯和他妻子被强行勒令下岗的事情仍然无人过问。(《家庭》2007年6月上半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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