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人为周建人(鲁迅的三弟)先生捉刀代笔，撰写了一批回忆鲁迅的文章，误导读者，扭曲史实，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突出的例子:一是虚构了一个鲁迅上海“秘密读书室”的故事，说鲁迅“经过周密的筹划，为了迷惑敌人，在上海向内山书店租了一间房，存放马、恩、列、斯的著作，设了这个秘密的藏书处。”“
打倒“四人帮”之后，周建老曾撰文予以澄清:“有人把这个秘密藏书处说成是秘密读书室，是不对的。上海出版的我的《回忆鲁迅》一书中也写成‘秘密读书室’，这是别人修改的，没有经我核阅过，在这里更正一下。据我所知，鲁迅并未经常到那里去看书，而是有时去查找一些资料。”
二是鲁迅诞生90周年之际，以周建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学习鲁迅，认真读书》。文中说：“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象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
1980年3月16日，周建老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与前文截然相反的回忆，说瞿秋白使用“犬耕”的笔名，“鲁迅对他丝毫没有责备”，并对《海上述林》一书只收瞿秋白译文而未收论著的原因进行了正确解释：“鲁迅认为，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他的理论怎样评价，对他的著作应怎样出版，留给党来考虑。鲁迅这种态度是极慎重的。”(《人民政协报》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