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实施。浏览条例内容，可谓法律惩戒和道德约束之剑并举，处分范围――从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企业中兼职到包养情人情节严重者，以及参与赌博色情活动等――涵括了公务员公共职责与私人生活的双重领域（见《人民日报》6月1日）。
事实上，针对
可以说，权大于法的局面从双重层面消解了法律的神圣，一方面造成掌有权力者本身藐视法律恣意作为，另一方面使公众对法律丧失信任，滋生出一种对权力怀有恨爱交加的畸形心态。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症结就在于缺乏真正刚性的权力监督机制。以《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包养情人情节严重者这条规定为例，有人质疑：包养的严重等级怎么衡量，是根据包养情妇的数目、包养时间，还是包养的花费，或社会影响？严重与否谁说了算，是纪检部门还是公众？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推演，在信息缺乏透明、社会缺乏表述途径和行动机制的情况下，以权力自身监督权力，“严重”的解释权掌握在谁的手上不言自明。
只有加强监督制度建设，真正形成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行政监督、党组织监督等组成的高效监督举报制度和运行机制，《处分条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羊城晚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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