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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高考”

2007-06-10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口才、政治素质和血统论

春秋战国时的考试主要是面试,国君是面试官。《孟子》记录了孟子本人去各国找工作的全过程,他靠跟各国国君聊天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能够得到重用。孟子曾经把面试官直接挤兑得说出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还曾经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

他的口才极佳。

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去秦国求职,面试了三次,前两次谈的都是社会和谐、个人幸福的大道理,国君打起了盹,第三次商鞅谈起了法家无情无义的铁腕学说才告通过。

乱世需要的选拔人才方式就是简单、直接、高效,不太拘泥于体制。这种选拔方式至今被许多企业使用着。

统一后的帝国时代选拔人才标准大为不同了,秦朝以战功论,就是以人头数来选拔人才。汉朝的官员主要是靠地方推选,要求品行好,即所谓孝廉,汉朝以儒学为尊,一个年轻人孝顺,就是政治过硬的表现。之后,在两晋和南朝,“血统论”成为选拔的主要标准。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

科举制诞生于隋朝初年,该制度把选拔文官的形式固定下来:考试。考试和选拔官员紧密连接之后,中国人的幸福观就此改变。上古时期的圣贤给中国人勾画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六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吃肉。到隋唐年间,人们追求的是“一门四进士”、“五子登科”、“状元及第”、“文曲下凡”。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在宋代,进士们的前途更远大,考好了得到重用不说,长得英俊的还可能成为驸马。

王安石对这种选拔风雅人的考试很不满意,他当政期间,一度把科举考试改成执政能力的考试,这让“才子们”愤慨不已。他们不明白那些经济政治类的“申论”如何能表现出读书人的气质。在大家一致反对之下,王安石后来被贬,考文学的方式又被恢复起来。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受尊重程度,在宋朝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低潮、复兴到衰败

科考在元朝进入一个低潮期:开科取士的传统基本上被取消,读书人流落民间,说评书,写剧本,当时给人分阶层,九儒十丐,读书的只比要饭的强一点。

形势在明朝得到了改观。明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全是毁灭人才,这一制度下甚至也出现了王阳明、于谦和史可法这样善于带兵的进士。但这种科举制度已经出现了一种暮气:中国的青年人除了做官外难以有别的“有出息”的职业,除了科举考试别无选择。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年轻人则有很多人生选择:当海军、当工场学徒、当药剂师,甚至当海盗,在当时都是有前途的职业。中国就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科场笼罩下,丧失了腾飞的机会。

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情结

中国人是如此地看重科举和考试,以至于洋务派每次组织留学或者开办学堂,都要规定本次计划选拔的人才是相当于秀才、举人还是进士。

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在晚清时期引进中国,颠覆了过去旧的教育模式。近代教育越来越具有指向性,考虑到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后朝该方向培养,这一点和过去“让举子代圣人立言”的方式完全不同。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人口又多,从民国时代到今天,高等教育一直没能完全普及。校园之外,求职和职场发展无不充满着考试,此类的考试竞争性越来越强。

比高考更接近科举考试的,是公务员考试。公务员考试近几年来越来越火,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已经出现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模范参考者。中国人的考试情结还将和这种“现代科举”一起生存下去。(《扬子晚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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