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是什么造就这样一个文化宝藏式的人物？除了他自身的主观因素外，是否还有外在因素呢？
季老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
胡适只是其中之一。蔡德贵先生的《择善而居――季羡林学友录》（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筛选出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师友40余人，前清状元王寿彭、“真正念书”的祁蕴璞、浪漫的革命者胡也频、“唯美主义的颓废派”夏莱蒂和张默生、“感伤主义者”吴组缃、“屡遭批判的”批评家李长之、教授的“教授”陈寅恪、性格乖戾的吴宓、“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爱猫的梁实秋、“大炮”傅斯年、伊斯兰教权威马坚、国学泰斗饶宗颐……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是季老无尽的财富。（《社会科学报》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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