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开中学受彤楼，女生上课、自修、生活的地方
浙江学者傅国涌对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思慕已久。20世纪20年代初，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
曾有记者问傅国涌：“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理想的中学已经不需要虚构，不需要想象，它们曾经存在过了，在不太遥远的历史中，在20世纪前半叶。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扬州中学、春晖中学、天津耀华中学……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中学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
“一个老师、一所中学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好中学，无论其创造多高的升学率。”傅国涌笃定地说。
痛感于此，他收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旧文新作，编了《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书中，透过许多老辈人的回忆，人们恍然发现，不仅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中学，无论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中学，“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民族精华”。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1901年成立的北京师大附中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公立中学之一。从1922年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林砺儒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长达10年。他率先推行六三三学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对中国中等教育革新有开拓之功。
林校长就任附中主任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
北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陈舜瑶，一个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段话。陈的各科成绩都极出色，老师们常夸她为附中十几年中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大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她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今人感慨：校长对着全体中学生大讲康德哲学，不知该慨叹教的人水平高呢，还是听的人程度深。
北师大附中《校友会会刊》当年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抓人。林校长毅然站出来，说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查稿，我们要做检查”。
除了有担当，老中学校长往往还有让贤的风度。茅盾回忆过自己在湖州中学求学的一段经历：一日，久未视校的校长沈谱琴突然召集全体学生讲话。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却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与他同来的一位矮胖老人，“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案。”
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朱自清曾任教于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一次，学生王福茂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其中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像煞有介事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以为忤，反而在这篇作文下面画了许多双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赞其是一个榜样，描写人让人读后如见其人。
研究过春晖中学校史的张清平评价：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北京师大附中的数学老师程廷熙，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学生给他起外号“程大鼻子”。学生对他的教学非常佩服，但有时也跟他开小小的玩笑。一次，某生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了程先生的侧脸像，特别突出了大鼻子。全班担心程先生进来会大发雷霆，谁知他站在讲台前，对着黑板端详了好一会儿，笑了笑，操着他那皖南口音评论道：“嘴太小，鼻子太弯。”同学们哄堂大笑，紧张气氛一下子松弛了。
陪都重庆时期，南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国文课教材均自编，孟志荪为主编者之一。当时蒋介石欣赏的王阳明，一篇也未入选，而曾国藩家书只选了一篇。时人评价，从这里可看出孟夫子没有丝毫媚骨，“在那个高压时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当时南开还曾出过一个关于偏科的故事。其中所透露的，不仅是学生的才华，更有中学老师的风采。南开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1941年毕业考试时，他物理交了白卷，但心有不甘，即兴在卷上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物理老师魏荣爵水平之高、态度之严谨，校内有口皆碑。他评谢的卷子，也在上面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于是谢邦敏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后任职法院，成绩斐然。
衡量一所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校舍楼房、先进仪器之类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留下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傅国涌套用这句话：衡量一所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校舍楼房、先进仪器之类，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优秀的老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他们的心智。
当年南开校门侧，悬一大镜，镜旁镌刻箴词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出入，知所儆戒。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Dr．Elliot）来校参观，见南开学生仪态与在其他学校所见者不同，很好奇。张伯苓于是领他到镜旁，将箴词详加解释。
重庆南开中学内，结社、演出、办壁报、时事辩论赛、社会名流演讲，不一而足。经济学家吴敬琏阐释了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我们从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回忆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那里受到的教育，在许多方面，足以给他们一生提供精神的支撑，成为他们未来生命中一个不能缺少的支点。”傅国涌评论。
中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任教于常州府中学堂，是钱穆的老师。1941年钱穆到常州拜望老师，吕思勉领他参观常州府中学堂旧址，已改为常州第五中学。吕思勉让钱穆对在校学生百余人发表演讲。钱穆告诸生，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校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校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在后辈研究者眼中，这是对中学校史极生动的诠释。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中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得失成败，是和这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中学”，既包括具体的某某中学，也包括作为整体的中学教育。不要只强调出过多少部长、院士、作家，而要挖掘有趣的故事和教育理念，比如教学方式的变革，教材的演进，师生之间的交流等，以便进一步反省今天的中学教育。
他特别提醒了两个问题。其一，关于历史记忆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谈论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中学，很容易美化它，因为留下来的、能够被记忆的，大都是美好的东西。其二，著名的老中学往往对校史比较热心，只有十几二十年历史，或排名比较靠后的中学则往往不太热心。其实，历史有长短，名声有大小，任何一所中学，都有值得骄傲的过去。不外是借助“讲古”这一活动，让学生们触摸历史，了解自家的传统。任何资深中学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国青年报》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