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独我被闲书套住

2007-09-09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马瑞芳在9月3日《京华时报》撰文，回顾了自己的读书经历:

我刚上小学时，放学早，家庭作业也极少。上午十点过后，满街是疯跑的顽童。乱闹乱跑乱瞧之中，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发现了益都县图书馆：路边三间门面，十几个书架插满“闲

书”，还有个摆小人书的阅览桌！我立即拖不动脚了。幸运的是，惟一的管理员居然是杨叔叔――父亲的远房表弟。按说进图书馆要阅览证，但一个“七岁八岁狗也嫌”的角色，哪来阅览证？杨叔叔网开一面，让我随便进入、挑选、阅读，还不时推荐好书给我。

从此，每到放学后，我就坐在县图书馆看书，先是桌上的画书，后是架上没有画的书。

说来惭愧，上小学时我常因迟到、不交作业挨批。小学语文教师苦口婆心、条分缕析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一放学就被我丢到九霄云外。老师布置的造句，也常被我敷衍了事。记忆中我造得最通顺的一句是“只要……就”：“只要一写作业，我就头疼！”

但是看“闲书”我总雷打不动，越看越来劲，越看越上瘾。那时看《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感动得热泪滚滚，哪会想到几十年后有幸跟贺敬之、马烽这些前辈随意聊天？那时看小说《西游记》总将章首的诗词忽略不看，哪想到几十年后还得给外国留学生剖析这些诗词的含义……

1965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母亲将当年曾外祖给她做的书箱送给我装属于我自己的“闲书”。我家七兄妹“文革”前鱼贯考入名牌大学，六个人读理科，只有我一个念文科。说来真是莫名其妙：兄妹七人经同一条路上学，只有我一个人被县图书馆的“闲书”牢牢套住，几十年后自己也写起“闲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