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唐晓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如今他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辉煌已过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诗刊》是195
上世纪80年代，韦锦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西川的《挽歌》……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
那时，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是笔奢侈的费用。韦锦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2003年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他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
如今，随着发行量的直线下滑，《诗刊》变得举步维艰。据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诗50元，编辑月薪更少得可怜。
远离诗歌
那些记忆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数已经远离了诗歌：舒婷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徐敬亚迁居深圳从商，徐国静转行搞起教育，顾城在新西兰自杀……连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也不写诗了。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参加民间文学刊物《今天》聚会时的情景。曲曲弯弯的胡同深处，一户人家里坐满了人，表情都特别严肃，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讨论起来简直就像讨论上帝的真理”。
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则是另一番情景：里里外外站满了人，还有些外国记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轻人上前念诗，其中有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陈凯歌。
那么，如今的诗歌朗诵会又是怎样呢？几个诗人回答：“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有时免费还没人来听呢。”
现境尴尬
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甚至会变成一种羞辱。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
罗露西是个华裔女诗人。两周前，她回国座谈“女性诗歌和情感世界”的话题，希望相约几位女诗人。熟料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好拉几名男性诗歌学者代替。20多年前，在北京报摊上到处都可见到《诗刊》，可如今，即使到邮局也难觅踪影。
一篇题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文章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再能证明才华……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诗人西川的总结更为直白：“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戴错面具
诗人西川说：“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有人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属于媒体，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因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难忘的场面：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选票；《诗刊》在工体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许多当事人并不认为这种错位对于诗歌的发展有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贯的中国文化弊病――“全民文化势利眼”。西川说，“过去诗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样的，如今诗歌衰了，大家都唾弃。”诗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诗歌正在被淡忘。（《中国青年报》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