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7日下午，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信访办公室，一场异常艰辛的“谈判”正在这里上演。摆在监狱管理局面前的是一道难题：提篮桥监狱一名48岁的重刑犯受刑人赵四凯（化名），提出捐肾救患尿毒症晚期的二哥赵二德（化名）。监狱管理局认为“没有先例，无法可依”予以拒绝。
上海南站附近，赵镇富与76岁的老伴
6年里，只有姐姐赵三丽坚持每月去看望赵四凯一次，风雨无阻，两个哥哥没有去看过他一次，没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跟这个弟弟“划清界限”了。其实，在这次进去之前，赵二德就曾严肃警告弟弟：“如果你再给抓进去的话，我不但不去看你，跟你也不再往来了。”53岁的赵二德是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中层领导，参与过卢浦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
一向健康的赵二德，今年6月份突然觉得十分疲劳，腰酸乏力，去瑞金医院检查的结果：尿毒症晚期（肾源性高血压）。医生告知，一是周期性血透，二是换肾。
赵家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众人想到了在监狱里蹲着的赵四凯。7月14日众人探狱，但谁都不好开这个口，赵四凯见大家表情怪异，就问家里是不是出了大事，赵三丽把事情告诉了弟弟。赵四凯哭了，说自己对家里没有什么贡献，他要把肾捐给二哥。
对赵家人的诉求，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开会研讨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宜支持”，并向国家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请示处理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同意上海的决定。
在复旦大学法学硕士杨军民看来，监狱管理局否决赵家的提议至少有三个理由：一是捐肾后赵四凯身体状况应被列入残疾犯，可能免除劳动；二是计分考核要按照残疾犯的宽松标准计算，相比普通管理的罪犯，比较容易达到减刑、假释的目的，可以提前出狱；三是如果捐肾后出现较严重的后遗症，可以提出保外就医。客观上，捐肾这个善举必将为受刑人“松绑减刑”，那么，对这样的捐赠行为能支持吗？杨军民认为“刑罚责任的履行具有优先性和国家强制性”。(《新民周刊》2007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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