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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的孤独

2007-11-2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1939年3月4日清晨6点,在连续工作11个小时、完成19个手术之后,白求恩在土炕上躺下了。但是,他不想错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他的生日)。他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睡过了整个白天之后,白求恩坐起来,借着油灯的微光,给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写下了一封讨论抗日游击
战战术的长信。这是他1939年写下的最长的信件。

进入1939年(也就是他进入中国的第二年),白求恩信件的数量急剧下降,长度也明显缩短。这无疑是他身心憔悴的症状。但在这封长信的最后,他的情绪仍然非常积极:“除了想听到你们的消息以外,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他这样写道。

可是,他的“高兴和满足”被“除了”的遗憾笼罩着:“想听到你们的消息”是白求恩的奢望和绝望。他在这封信的开始重复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不满。他声称他在进入中国14个月之内寄出了20封长信。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组织的回信。他估计他只收到了十分之一的信件。

1939年的白求恩,可以被定位为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老兵”。他不仅收不到国“外”的组织的信,也很难收到国“内”的组织的信。在《纪念白求恩》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就提到白求恩给他写过“许多信”,而他却“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了没有”。这孤独的“老兵”后来终于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在1939年8月1日写给加拿大共产党的报告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抱怨:“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激情的政治》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了勤于写作的白求恩一生留下的文字,其中包括了他的大量书信。将白求恩生命中的中国时期分为不同的两章,是《激情的政治》表达的一个重要见解。

求恩于1938年1月底进入中国,于1939年11月中离开人世。从保留下来的文献很容易看出,1938年的白求恩与1939年的白求恩是两个“不同的”人。

从数量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留下了大量的写作(在书中的篇幅达127页),而1939年的白求恩只留下了少量的写作(在书中仅存27页);

从范围上看,除了每月给毛泽东和给加拿大共产党写工作汇报,以及给各地的朋友们写信和写出关于战地医院的建设方案等之外,1938年的白求恩还为“发表”而写作。他想通过西方的报纸来宣传延安和宣传抗日,他甚至还写下了一篇关于敌后武工队(取材于真实生活)的很有意思的小说和一篇讨论侵略战争的感情冲动的随笔。而1939年的白求恩,不仅“已经厌倦”了给延安的组织和毛泽东写信,他对在西方的发表也没有强烈的兴趣了;

从情绪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热情洋溢,总是情绪乐观,而1939年的白求恩则牢骚满腹,经常悲观失望。

进入1938年的冬天,白求恩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已经令他难以承受。1938年12月8日,在写给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的信件中,他的不满终于大规模地喷发。“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白求恩激情的岩浆势不可挡,“延安来的医疗队11月25日抵达这里,没有带来你的信。我一直在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你的一封告诉我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信。但是,他们带来的是一台部件不全、无法使用的X光机。他们还带来了一听打开了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我宁愿用它们去交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这是绝望的岩浆。这是孤独的岩浆。“我已经6个多月没有见到过英文的报纸了……我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白求恩放任激情的喷发,“如果不是每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我肯定会感觉不满的。”他看到了“专门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够分散他对外界的留心和他对孤独的注意,它能够帮助他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艰难地生活下去。

入1939年,白求恩“专门利人”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减退。但从1939年他写下的一些文字里,我们还是能够触摸到他极度的孤独。在写给马海德的那封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而在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他绝望地问道。

对他自愿的事业和他献身的国家,白求恩始终充满了信心。但是,他对来自延安和北美的回信已经没有信心了。在理智上,他的事业急需资助(关于医疗学校的费用和战地医院的开支,他有非常详细和理智的计算)。但是,他等不到美国的钱,又要不到延安的钱,而他自己又没有钱。在感情上,他已经忍受不了这“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他越来越想家。1939年的白求恩已经在开始为他陷入的理智与情感上的绝境寻找出路。1939年8月1日的信中,白求恩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必须暂时离开这里……”他决定“回家”去,为他在异域的战地医院和医疗学校寻找财物和人力的援助。

1939年8月16日,白求恩给延安的组织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看成是他向组织递交的正式假条。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不能从组织和北美得到任何的信息”,他写道,“我只好亲自去为自己寻找。”之后,白求恩又补充了其它的理由。他说他的牙齿和眼睛的情况很差,另外还有一边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三个月了。这也就是说,他的离开不仅仅是为了“出差”,而且为了“休假”。他向中国的组织做出了保证,他保证会在“明年夏天回来”。

然而,白求恩最终没能离开中国,他永远留在了这里。(《随笔》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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