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重大差错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她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交给《报告文学》。但在发表之前，我紧急通知
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户籍警的回忆
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椅上。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人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
长宁分局治保科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朱人秀来了，遗物是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出没风波里》叶永烈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