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伊拉克商人习惯下午吃午饭，晚上九、十点吃晚饭，好像倒不过时差。身在浙江义乌，却好像生活在伊拉克。他们在浙江省义乌市回忆着伊拉克。他们是居住在义乌的一千多名伊拉克商人。在义乌，晚上下了班，他们喜欢在户外坐下来，点一壶红茶，三三两两，相聚聊天。
在义乌，他们回忆着自己在伊拉克的生活以及亲眼所见的死亡场景。导弹误炸、流弹误伤、绑架、教派之间的暴力、仇杀、暗杀、汽车炸弹、自杀性爆炸，几乎包括所有可以想到的死亡方式。
庆祝萨达姆之死
瓦利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个动作，总是去开电视。安装了特殊的卫星接收器后，他可以收到31个阿拉伯国家的频道。只要公司有人，电视就开着，即便是在播放蹦来蹦去的儿童节目。义乌和伊拉克，同一太阳下的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电视被安置在同一个空间。
麦哈穆德仍记得战争中爆炸时的巨响、火光与烟尘。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战争开始之时，他就在巴格达。导弹炸毁了国防部，使之成为废墟。虽然大部分的导弹以军事建筑和基础设施为目标，但平民依然多有伤亡。瓦利的兄弟的两个儿子就死于此时。
伊拉克人在战前储备了水和食物，也存了些钱。人们像往常一样生活，有一部分人不去工作了，在家里等待轰炸结束。
美军进入巴格达时只遭遇到了零星的抵抗。“伊拉克人不喜欢萨达姆，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战斗。”麦哈穆德说。
1979年，萨达姆开始统治伊拉克，哈兹阿里在当年就失去了两个哥哥。那一年，伊拉克人暗中筹划在9月10日举行一次反对萨达姆的示威游行，可是游行尚未开始，就被萨达姆镇压，很多人被杀害。伊拉克从此不再有游行。
那年哈兹阿里15岁，他清楚地记得当他外出回来，看到父母正在哭泣。他的哥哥被抓走了，再没有回家。从那时起，整整十年，一家人都没有愉快起来。“萨达姆经常在夜里抓人，很多人去而不返。”哈兹阿里说。
麦哈穆德的一个朋友，因为对别人说了句“萨达姆不是好人”，就被当众用钳子把舌头夹出来，割断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萨达姆就是为了警告所有人。”
没有人再敢公开谈论政治，谈论萨达姆。这种阴影一直蔓延到义乌。在义乌的办公室里，说到此处，哈兹阿里的一位伊拉克同事从工作中抬起头来，在空中比划出一个“杀”的手势。
为了通过国家机器维持统治，在萨达姆当政之时，伊拉克的大学教授每月工资是15美元，政府工作人员是3美元，小学和中学的教师是1.5美元，而最高一级的近卫军每月可以拿到750美元。
那时，政府规定所有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都要贴上萨达姆的画像，萨达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民族复兴的英雄。大批的年轻人被送往前线成为炮灰，而伊拉克人早已厌倦了永无休止的战争。那些曾经贴满街头的萨达姆画像，早在他被美军抓获之前，就已从全国大部分地方消失。
当年4月9日，萨达姆矗立在广场的塑像被美军推倒，12月萨达姆被美军抓获，3年后的岁末被执行了死刑。
萨达姆死亡的当天，已经来到中国的哈兹阿里非常高兴。因为中国和伊拉克的5个小时时差，他反而比家里更早得到这个消息。他给他的父亲打了电话，此时巴格达正是深夜，他告诉父亲，萨达姆死了。他们聊了4个小时。
这一天，麦哈穆德还在巴格达，他在清晨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获知萨达姆已死。“很高兴。”麦哈穆德也这样说。
与很多中国人的遥远而含混的认识不同，在义乌，伊拉克商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萨达姆之死。
穆罕默德对萨达姆的感情更加复杂。他生于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很难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为伊拉克建设了重要的公用设施，但在他发动的战争中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战争使伊拉克的学校变得孤立，教育受到很大影响。”穆罕默德说当他知道萨达姆已经死去的时候很平静，“这只是一个新闻。无论如何，萨达姆的时代过去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新生活没有开始
2004年1月15日下午，印有萨达姆头像的旧货币正式退出流通。钞票上的形象被一位古代阿拉伯科学家、名胜古迹以及普通伊拉克人代替。但是，钞票上的普通伊拉克人并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
美军进入伊拉克后，解散了伊拉克的政府和军队。在极权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缺乏过渡，伊拉克一夜之间陷入混乱。
商店、银行和博物馆，成为抢劫的对象。伊拉克所处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就曾位于此地。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里有着丰富的收藏。盗匪抢走了上万件珍贵文物，大部分通过几乎不设防的边境流走，被运送到中东、欧洲、美国等地的富豪手中。巴格达之外的古代陵墓也被盗墓者打开，考古学家重新发现历史的梦想被一锹一锹地摧毁。
对麦哈穆德等人来说，最可怕的流失物品不是文物，而是武器。
按照2004年美国军方的估计，那些萨达姆政权遗留下的、存放在伊拉克境内各个堆放点的武器弹药，大约有70万吨已散落民间。要把这些军火全部找到并销毁需要5年时间。这些武器弹药为日后伊拉克持续不断的噩梦埋下了伏笔。
驻伊美军为了搜捕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势力，每天深夜都会根据各种真真假假的情报实施突然搜捕。
他们将麦哈穆德家周围一带包围起来，从上午11点搜到下午3点。“美军的方式蛮横，直接闯入我家里，当时家里只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非常害怕。”麦哈穆德说，“抗议是没有用的，这是美国军方的特权。”“如果你的亲友突然不见了，那就是被美军带走了。”麦哈穆德说。他的一个朋友被美军抓走，理由是从他家里搜出一只射钉枪，而他的这位朋友是以装修房屋为业。麦哈穆德打电话到处询问朋友的下落，没有人给他答复。6个月后，这位朋友被释放时，美国人只简单地说，对不起，搞错了。没有其他说明，也没有任何赔偿。
“美国人曾经许诺帮我们建立美好的伊拉克，‘要建成巴黎那样’，他们说。看到如今的状况，我们非常伤心。”哈兹阿里说。
美军刚进入巴格达时，46%的伊拉克人把美国军队视作“解放者”，现在这一数字下降到15%。被美国压制的逊尼派的不满，以及萨达姆多年来坚持的反美教育，开始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发酵。
孩子们现在玩的是“狙击手”和“圣战”的游戏，他们佯装一人一枪击中美军士兵的眉心。
即便是使大多数伊拉克人为之高兴的萨达姆之死，也不是每个伊拉克人都可以亲眼看到，因为普通的伊拉克人没有电视。经过美军的轰炸，伊拉克缺乏电力――每天只供电1到2个小时。在这个石油总储量居全球第二位的国家里，一部分人从广播里听到这一消息，其他人要靠口耳相传。
在巴格达，富人的标志是家门口有一台用铁笼紧紧包裹的发电机。一位母亲想让快要考试的孩子好好复习，请求邻居接一根电线借用3安培强度的电流，这样的希望，往往也不能实现。
巴格达马路宽阔，但路上的车破旧不堪。安全环境越来越差，过了下午5点大家就基本不再出门，连原来就不丰富的夜生活也取消了，夜晚的大街空空荡荡。好在，物价上涨不多，食物储备也算充足。
麦哈穆德天天见到在街上巡逻的美国士兵，和天上噪音巨大的美国军用直升机。飞机飞得不高，两侧的机门敞开着，美国士兵全副武装，看上去十分警惕。
可是，美国人掌控不了伊拉克的全部角落，局势正在失控。一些伊拉克人开始怀疑，越来越混乱的局势也在美国原初的计划之中。
哈兹阿里的父亲在巴格达被绑架，在向绑架者交了5万美金的赎金后，哈兹阿里在巴格达的兄弟接到了对方的电话，通知他去领人。“你到了之后，打开那里的冰箱，你父亲就在里面。”绑架者说。他的兄弟依照此言打开那个冰箱，但是里面没有他的父亲。里面是20颗人头。
这是伊拉克人在2005年之后的生活情状的一个缩影。
社会的分裂加剧了暴力，暴力的持续加速了分裂，恶性循环中原本并不突出的教派和民族矛盾在恣意发展。
无论这些暴力是以何种名义，夹在中间的是普通伊拉克平民。目睹爆炸，确认尸体，躲避汽车炸弹，成为伊拉克人日常的生活。他们追寻那些已失踪的家庭成员的线索，以确定谁被拘留，谁被绑架，谁被射杀。
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检查站，或驾车行进的路上。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具腐烂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在不同的地点被发现。因为混乱和缺乏适当的设施，一些尸体还没有被送往停尸间或医院，就直接埋葬。
到中国，包括到义乌的伊拉克人，通常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难民。他们算是那个国家中少数的“有能力的人”。他们有钱。
“伊拉克！伊拉克！”
“伊拉克人拿到中国签证的手续很繁琐，非常困难，而且期限很短，3个月、6个月或9个月，需要不断地续签。”麦哈默德说。签证只能在约旦办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后尚未开展签证业务。
幸运地拿到中国签证的伊拉克人远离了国土，却依然活在自己的文化里。他们促使义乌慢慢发展起来一条“异国风情街”，街上的清真餐馆聚集，成为别具特色的景象。他们习惯下午吃午饭，晚上九、十点吃晚饭，好像倒不过时差。
今年7月29日，亚洲杯足球赛决赛，伊拉克队首次捧得冠军的奖杯。当日，在义乌的所有伊拉克人都围坐在一家餐厅门口的大屏幕电视旁观看比赛。当终场的哨声吹响，他们开始兴奋地歌唱，然后他们走上义乌的主干道稠州北路，挥舞着国旗，边走边呼喊着自己国家的名字。
当天，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伊拉克！伊拉克！”(《南方周末》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