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在巴黎
乐黛云，因受公公汤用彤的影响而奠定学术方向，因得丈夫汤一介的爱情而化人生苦难为醪汁琼浆。她在学术跑道上保持了持续的高速
1948年，乐黛云从贵州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期间与哲学系学生汤一介相爱，并于1952年大学毕业时结婚。
受指派劝沈从文留在祖国大陆
记者：乐先生，当年您在北大是非常活跃的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把一批重要的知识分子送去台湾。您公公汤用形当时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听说他机票都拿到手了，但是没有走。沈从文也在要送走的名单中，您接受地下党指派，曾劝说沈从文先生留在大陆。汤用形先生也是您劝说的吗？
乐黛云：当时汤用彤还不是我公公，我同汤一介先生还没结婚。我们都是进步学生，热情地参加迎接解放的活动。那时做重要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比如劝留文化名人，我只同我的上级联系。沈从文是我的国文老师，他们觉得沈从文比较欣赏我的作文，所以让我去动员沈从文。汤用彤先生不是我动员的。
记者：听说您嫁进汤家的时候，宣布要跟汤家划清界限，那是怎么回事？
乐黛云：当时我希望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赶在1952年9月13日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他们家。那是一个大院落，有20多间房子。当时大家让我发表结婚讲话，我就讲，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现在想到这些话我都有点脸红。但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鼓掌。第二天，汤先生的妈妈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重要的客人，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家父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我就不愿意。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当时我的想法一方面是不好意思，觉得让人看来看去的；二来也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个要抵制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可能很伤两个老人的心，特别是他妈妈。
记者：您太新派了。您的家庭在贵阳也是大族，怎么反差这么大？
乐黛云：我父亲是贵州大学英文系教授，他穿洋装、教洋文、拉提琴、办舞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我从初中起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像《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飘》、《圣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我在北大又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像《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这些都影响了我的性格，有什么想法就要表达出来。
记者：结婚后您同汤家划得清界限吗？
乐黛云：结婚后我们就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看了五六遍。她是放大脚（裹过小脚，后又放开），同胡适的太太是一样的。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出来，和大家一起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
“摘帽右派”登上天安门
记者：1958年您被划为极右派的事情，对汤老先生的打击也很大吧？
乐黛云：那肯定，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非常困惑。在他们眼中，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事实上那时反右都过去了，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才被揪出来的，是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学校领导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的。1957年初，我们几个青年老师想办一个学术刊物，在王瑶老师的劝说下，并未办成。可是一搞反右扩大化，就被说成是要办“同人刊物”。那时“同人刊物”等同于反动刊物。我们有关的8个人都成了右派，我是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一划右派就要马上下乡去接受监督劳动。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人。这次为了刚出生的长房长孙，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正在喂奶，为了后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通知下来，我就立即下乡了。
记者：您在汤家，从最红的变成最黑的，心理上会不会很尴尬？
乐黛云：我被打成极右派监督劳动了2年多，中间有些假期可以回家。每次回来，老夫人都会做很多菜给我补养身体。1962年回到学校做资料工作，这个阶段有件事情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毛主席很高兴，请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先生弟弟的一家？这在当时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一定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特别难过。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他深知右派这件事会深深伤害我的心灵，在日常生活中，我常能感觉到二老的体谅和细心。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决定还是带我们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孩子，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俩握了手。回来后，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天安门，带到毛主席身边去，万一她说了什么话，或是做了什么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老先生沉默不语，我想这已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一边放猪一边背诵《诗经》
记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对你的学问也有影响吧？
乐黛云：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深。那是1957年初，汤老先生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说你《诗经》都没看过一遍，连《诗经》里面这两句最普通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的？我说是没看过，我们上学的时候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经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的边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后来我当右派了，被送去农村劳动改造，经常一个人在山野放猪，我就背诵《诗经》。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记者：我读汤一介先生写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序》，感觉他在精神上对您是特别依恋的，您是他的精神支柱吧。
乐黛云：他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当右派的时候，老汤坚信我不是右派。我在乡下劳动改造，他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信。为给我写信的事，他曾受到过严厉批评，因为他在信封上总写着“乐黛云同志”。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公开反对北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被打成“黑帮”，天天挨斗。我也坚信他不是“黑帮”。有一两个月，他每天晚上都要去交代问题，我就天天晚上去哲学楼坐在台阶上等，等到晚上11点放他回来。文化大革命中，北大自杀的人很多，多半是后院起火。都是从外面回到家里，没有一个缓解、放松的环境，甚至还加压。好多人就是这样，离婚呵、埋怨呵，受不了了，就自杀了。
记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就是汤家的家传吧。
乐黛云：老汤继承了他父亲很温厚、沉潜的一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常批斗他。后来有些研究生分到外地和农场。老汤总设法帮助他们调回来。他说他的研究生都比较单纯，他们是有才华的，应该有作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不能由他们负责。这跟他的家风，跟他的儒家修为有关系，他不记恨。
记者：您对汤老先生的学问是什么时候真正有所了解的？
乐黛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从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回来后，北大招了一批欧美留学生。那时大家不太愿意给留学生上课，怕犯错。可能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吧，学校就分配我教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开始系统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的。我把汤老先生写的书和文章找出来看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是念比较文学系的。
记者：这么说您从研究现代文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也是受了汤老先生的影响？
乐黛云：至少这是原因之一。汤老先生在哈佛很受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白璧德是这个学科和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对中国文化很看重。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有“哈佛三杰”的说法，指的就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羊城晚报》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