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修慧
杰出报人邵飘萍遇难已80多年了。其夫人汤修慧是我国早期不平凡的女报人，是邵飘萍生死不渝的伴侣和忠实助手。她于1986年3月2日在北京家中辞世，享
汤修慧祖籍江苏吴县，少女时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念书，生得亭亭玉立，仪态大方。在课余之暇，常常在自家开的照相馆里协助料理账务。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馆来搭话，日久两人生情，这位男士就是邵飘萍。1906年，他们在浙江金华结为夫妇。
邵飘萍初创《京报》时，汤修慧是得力助手，协助丈夫约稿，参与编辑，还经常撰写评论文章，抨击压迫妇女、雇佣童工等丑恶的社会现象，文笔朴实生动，显示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见识。
在京期间，汤修慧经常去前门外珠市口八大胡同，她一口苏州话和窑子里南班姑娘言语相通，常仗义帮助她们向窑子老板讨公道，帮她们将血汗钱寄回家乡。
汤修慧在南班姑娘口中，打听到很多政治要闻、秘闻，如直系军阀曹锟为当上大总统，用搜刮来的70万大洋，秘密收买几十名国会议员投他的票。这条丑闻，由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逛窑子时泄露出来，在《京报》上作头版新闻刊出，还加了评论，一时舆论哗然。曹锟恼羞成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他已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后来，经汤修慧奔走疏通，才使《京报》复业。
1926年元旦，奉系与直系合作，控制了京津等地，从直系反戈杀出的冯玉祥在夹攻下失利。邵飘萍同情冯玉祥，伸张社会正义，他力排众议，在《京报》特刊上，将各路军阀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标题加“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除通电外，一无所成吴佩孚”……这一攻击痛快是痛快，却有着很大的风险。
首先是张作霖发火，他面责参谋长杨宇霆惩办《京报》。杨宇霆不愿枪杀新闻记者承担千古骂名，他把责任推给投靠奉军的军阀张宗昌，要他整顿新闻界，整肃名单第一名就是“京报的邵飘萍”。
奸诈的张宗昌表面上放风说：“过去的旧账俺就一笔勾销啦，跟那个耍笔杆子的没啥多计较的，他识相些就算啦。”但他又私下交代警备司令王崎：抓住邵飘萍立即枪毙，邵只得躲进东交民巷内的苏联大使馆。
汤修慧利用各种关系，向奉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游说，又拜访过张作相、万福麟等人，还给张学良写过信，尽力帮助邵飘萍摆脱困境。其后，邵飘萍的朋友张双耳又出面用钱疏通。邵飘萍以为风险过去了，汤修慧不放心，让他多提防，邵飘萍没有在意。
4月24日凌晨，邵飘萍从家中坐车去报社，才下汽车，就被十几名等在那里的持枪宪兵拉上大卡车，到了宪兵司令部……
邵飘萍遇害后，汤修慧强忍悲痛操办了丧事，并在奉军高级人士中打通关节，使被查封的《京报》得以复刊。
汤修慧继承了邵飘萍的遗志仍致力于关心社会关心时局，立论客观公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督促批评政府，该报发的一些时评与杂文就含蓄地批评过蒋介石利用召开裁军会议排斥西北军、桂系等举措。尽管较温和，但仍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嫉恨。1929年10月3日《京报》再度停刊。经汤修慧四处奔走，《京报》才又复刊。汤修慧活跃在新闻战线上，足迹遍于天津、太原、泰山、汉口等地。她注重第一手材料，亲自参加重要事件、人物等采访工作。
1934年初，汤修慧出让了《京报》的大半股权，也很少过问社务，她致力于北方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名字常见之于平、津报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汤修慧在北京继续办起《京报》。每天四大版，因印刷设备、新闻纸张等多半是汤修慧借债购进的，编辑部人手不足，开支日增广告日少，入不敷出，不久便负债累累，不得不将京报馆抵押出去，宣布停刊。
新中国成立后，汤修慧留居北京，她作为爱国人士参加宣武区政协会时，经常呼吁恢复出版《京报》，还两度写信给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政府重视她的意见，后来就将京报馆发还给她。她一直居住在那儿。十年动乱后期，汤修慧被遣返浙江金华，在农场种过蔬菜养过猪。1979年汤修慧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魏染胡同京报馆后院。她晚年体弱多病，行走不便，双眼已近失明。(《燕赵都市报》12.5）
